散文。所謂“唐宋八大家”者，皆可以歸入此類。而“載道”則頗與此有別。“道”者，多為別人之“道”。古人所謂“代聖人立言”者，立的是聖人之道。自己即使有“道”，如與聖道有違，也是不能立、不敢立的。

這樣就產生了矛盾。人總是有感情的，而感情又往往是要抒發的。即使是以傳承道統自命的人，他們寫文章首先當然是載道，但也不免要抒發感情。我只舉幾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唐代韓愈以繼承孔子道統自命；但是，不但他寫的詩是抒發感情的，連散文亦然。他那一篇有名的《原道》，顧名思義，就能知道，他“原”的是“道”。但是，誰能說其中感情成分不洋溢充沛呢？又如宋代的朱熹，公認是專以載道為己任的大儒。但是，他寫的許多詩歌，淳樸簡明，蘊涵深厚，公認是優美的文學作品，千載傳誦。連孔門都注重辭令修飾，講甚麼言之無文，行之不達。可見文與道有時候是極難區分的。

清代桐城派的文人，把學問分為三類：義理、辭章、考據。他們的用意是一人而三任焉，這是他們的最高標準或理想。然而事實怎樣呢？對桐城派的文章，也就是所謂“辭章”，學者譭譽參半。我在這裡姑不細論。專談他們的義理和考據，真能卓然成家者直如鳳毛麟角。較之唐宋時代的韓愈、朱熹等等，雖不能說有天淵之別，其距離蓋亦懸殊矣。

到了今天，學科門類愈益繁多，新知識瀕於爆炸，文人學士不像從前的人那樣有餘裕來鑽研中國古代典籍。他們很多人也忙於載道。載的當然不會像古代那樣是孔孟之道，而只能是近代外國聖人和當今中國聖人之道，如臨深履薄，唯恐跨越雷池一步，致遭重譴。可以想象，這樣的文章是不會有文采的，也不敢有文采的。其他不以載道為專業的學者，寫文章也往往不注意修辭，沒有多少文采。有個別自命為作家的人，不甚讀書，又偏愛在辭藻上下“苦”工夫，結果是，寫出來的文章流光溢彩，但不知所云，如八寶樓臺，拆散開來，不成片段。有的詞句，由於生制硬造，佶屈聱牙，介於通與不通之間。

中國當前文壇和學壇的情況，大體上就是這樣。我的看法，不敢說毫無偏頗之處，唯願讀者諒之。

郭偉川先生，出自名家大師門下，學有素養，又是一個有心人。他在最近給我的信中說：“今年計劃中，想出版《著名學者散文精選》一書。所以專取學者文，蓋從事學術研究的人，真正能文者如鳳毛麟角，所謂罕而見珍也。而文得學養，則蓋見深度，可臻文質並茂之境。此則一般文章家未必能至者，亦足成學者文之特色也。”這一段話雖不長，但對寫文章與學術研究之關係，說得極為透徹而又深刻，十分敬佩。偉川先生鑲拙文濫竽其中，既感且愧。他索序於我，敢不應命，因略述鄙見如上。

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沒有新意，不要寫文章（1）

1998年2月24日

在芸芸眾生中，有一種人，就是像我這樣的教書匠，或者美其名，稱之為“學者”。我們這種人難免不時要舞筆弄墨，寫點文章的。根據我的分析，文章約而言之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被動寫的文章，一是主動寫的文章。

所謂“被動寫的文章”，在中國歷史上流行了一千多年的應試的“八股文”和“試帖詩”，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這種文章多半是“代聖人立言”的，或者是“頌聖”的，不許說自己真正想說的話。換句話說，就是必須會說廢話。記得魯迅在什麼文章中舉了一個廢話的例子：“夫天地者乃宇宙之乾坤，吾心者實中懷之在抱。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後面好像還有，我記不清楚了）這是典型的廢話，念起來卻聲調鏗鏘。“試帖詩”中也不乏好作品，唐代錢起詠湘靈鼓瑟的詩，就曾被朱光潛先生讚美過，而朱先生的讚美又被魯迅先生諷刺過。到了今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