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6月間，他批准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把華北主權拱手相讓，社會輿論譁然，連他的子女都反對他兼任外長，以免“獨負賣國責任”。汪精衛聽了傷感萬分，流著淚說：“現在聰明人，誰肯當外交部長！”（注：見《汪偽十漢奸》，第54頁。）

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爆發。汪精衛起先不敢公開宣傳投降論調。他在7月29日的《最後關頭》演講中裝出腔調，談得很豪壯。其實，他的內心是很畏怯的，在私下裡卻暗示抗戰必敗。他說抗戰是“跳火坑”，潛臺詞是“救國已無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注：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91頁。）

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緒。他說：張悌說“吳亡之際，乃無一人死節，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吳亡，而惟一死自盡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後，未死的人都要為奴為隸，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辦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還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抵償。”（注：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頁。）雖然該語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語穿插其間，而“求和”、“投降”的心態則是十分明顯的。

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衛千方百計尋找“和”的機會。

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調停中日關係，正中汪的下懷，兩人“款款而談”，他認定“和平有望”，對抗日毫無熱情。

1938年12月，在漢口國防最高會議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會議透過接受日方所提條件的決議，煽動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戰條件上簽字。（注：見《汪精衛傳》，第134頁。）

1938年10月，他在接見海通社和路透社記者時都表示“未關閉停戰之門”，他置轟轟烈烈的抗戰於不顧，醉心主和。（注：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頁。）

後來汪精衛回顧說：“我對於覓得和平的意見，在會議裡不知說過多少次，到廣州丟了、長沙燒了，我的意見更加堅決，更加期其實現。”（注：見《汪精衛傳》，第146頁。）

恐日主和，在汪精衛的意念裡，絕非一日兩日，而是懦弱自卑的個性造成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周佛海策劃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方今井武夫、犬養健訂下“重光堂協約”，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認可汪精衛領導和平運動”的密約向汪精衛、陳璧君表功時，汪便如獲至寶，心安理得地認為，與其抗戰而亡，不如求和苟存。從此，他向媚敵賣國的深淵滑下去了。

汪精衛優柔寡斷，被手下“親日派”分子擺佈，為最終實現奪取國民黨內最高權力的個人意願，實現其“對日和平”的“政治主張”，加速了媚敵降日的步伐。

汪精衛周圍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陳璧君和周佛海。

陳璧君不滿意汪久居蔣介石之下受蔣的悶氣，對汪“反蔣奪權”之慾推波助瀾，極力鼓動之，欲另開生面，獨立經營，卻昧於大義。陳為了取媚於日本，甚至認為“東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國的地方”，“奉天本來是滿清帶來的嫁妝，他們現在不過是把自己的嫁妝帶回去就是了”。（注：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191頁。）為了讓汪獨立掌權，恬不知恥地表示放棄東北領土主權。

1938年10月梅思平攜密件回重慶呈汪。汪在家為梅設筵，當送梅出客廳時陳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敵的決心，說：“梅先生明天要走，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衛連聲說：“決定了，決定了！”（注：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2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