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個大字,除非我公認為不必再作朋友的話。
雙方言語裡的火氣,既已至此,友誼決裂,自是意料中事。最後,只好“公事公辦”,訴諸中研院的最高領導當局朱家驊。陶孟和致函朱家驊,言明道:“請其設西北研究所,集合院中各所力量,內包括貴所之歷史、考古、語言、民族四門,此所另請高明主持,至於社會所則僅擔任經濟、行政兩門……”
傅斯年一樣寫信給朱家驊,主張社科所和史語所“兩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務會議”,並倡議“另由全院辦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其計劃另呈”(按:傅斯年此一“西北工作站計劃”,未見)。
面對著“西北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兩項提案,朱家驊當時究竟做出什麼抉擇,他又如何化解陶、傅之間的衝突,目前尚不得而詳(不過,就目前可以接觸到的史料判斷,“西北研究所”或是“西北工作站”並未曾成為中研院的建制。傅斯年之爭,顯然確有其實效)。然而,如果沒有梁思成那個可以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動作,陶、傅友誼的裂痕,恐怕難以彌合吧。
在國難當頭的時代背景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不願在象牙塔裡孜孜不倦,理有必然。特別是,來自政府和院方的“最高當局”的鼓動,人文社會科學居然“有可服務國家之處”的“實用”價值,研究者之雄心勃勃,意欲另闢天地,也不讓人意外。可惜的是,陶孟和領導社科所“進軍西北”的行動,“掛空牌於酒泉”,用傅斯年的話來說,卻是“近於矇蔽政府之事”。況且,這是“院務之大事”,應該“聞之院務會議,一商其各種可能之利害”;並不是院長和某位所長說好了,就可以算數,就應該執行。中研院的發展前景,該如何擘擬,實在不容許“黑箱作業”。
相對的,傅斯年最後之大義凜然地主張將此事“聞之院務會議”,並另起爐灶,提出“由全院辦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卻又是他憂心社科所和史語所的工作範圍將有重複的“本位主義”的展現。用陶孟和的話,社科所和史語所的工作有所重複之處,實並無可憂:“退一步講,中國學術工作,以至近於學術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處女領土如此之大,‘重複’……又有何妨。”
唯在傅斯年看來,他不能同意各所的研究範圍有重複之處,故與陶孟和早有“君子之約”。偏偏,陶孟和擬聘用的新進研究人員,正違背了前此的約定,如費孝通就與凌純聲的科目重複,韓儒林之治學範圍則恰如向達。傅斯年之爭,顯然是要對自己所裡的成員有所交代。傅斯年之“爭”,也並不是絕對“大公無私”的行動。不過,經此一“爭”,朱、陶推動中研院“進軍西北”的雄圖,應該就此煙消雲散矣。
必須承認,在“中研院”這個學術社群的發展道路上,往哪個方向上走,朝什麼樣的學術領域邁進,有時並不完全仰仗學術自身的邏輯而運作。即如彼時研究院想要“進軍西北”的動力,日後“三*義”也得成為一個學術課題/領域,並可在研究院(與各大學)安寨紮營,成立研究所,顯然都並不是學術社群自身醞釀出來的;政府和院方的“最高當局”,才是帶領“開拓”學術道路的火車頭。
那麼,遠離戰爭歲月之後,學術社群還必須扮演同現實需要相呼應的角色嗎?當代“產/官/學”三位一體的結合景象,對這個問題已然做出瞭解答。因此,從歷史的宏觀視野來看,傅斯年與陶孟和的爭執,更終究只是場“茶杯風暴”而已。在“中研院”裡,各式學術建制的“存在理由”,各有講不完的故事。面對著“中研院”未來學術建制的興廢工程,述說這些故事,應該可以帶給我們一些思考的靈感吧。
第二章 “中央研究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