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若採用所謂“回測”（即向前“倒推”）的方法，可大致算出，康熙四十年代（1700年）中國大約有一億人口，雍正年間可能已有一億五千萬人（乾隆六年實為一億七千餘萬）。＇5＇而據官方統計，到乾隆末中國人口已達三億以上；十九世紀中葉，達到四億三千餘萬。＇6＇

清代人口增長，是所謂“前現代”中國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長。其後略有起伏，到二十世紀中葉，又開始了一輪新的更大的人口增長，這一次“現代”人口增長，使中國人口達到了十億以上。其實，它們並不是兩次（所謂“前現代”和“現代”的），而只是一次，或曰一個人口增長。

與此同時，世界歷史上出現了幾點罕見的“共時現象”。據研究，在西方，人口一直處在劇烈的波動和增減之中，但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不再倒退（實際上中國要比西方早半個世紀時間），直至現代。同期中國人口增減的節奏，與之大致相同。＇7＇

人口增長及由此引起的相關努力，如加強政府等，在西方國家都屬於“現代現象”，在中國則仍被視為“古代行為”，譏為“封建落伍”。傳統“現代化理論”的這些觀點，未必能承受清史研究新發現的檢驗。可惜的是，中國學術界十分自卑，不敢承認自己之“理論”，甚至置自己所有之“事實”於不顧。

按照過去學術界的流行看法，清代最早發現人口問題的，是乾隆末年的洪亮吉，因與西方人馬爾薩斯同時，故被視為“中國的馬爾薩斯”。但洪亮吉與聖祖相比，已晚了九十餘年。特別重要的是，二者的人口思想，在字面上並無多大出入。對人口問題，洪亮吉也主張從發展經濟予以解決，與聖祖並無二致。這正代表了中國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以一種積極的態度，力求用經濟的發展來滿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與之不同的、以限制人口增長為主導的思想，可能只是到下一世紀中葉，才在汪士鐸的私人日記（《乙丙日記》）中有所表現；但它多少已偏離了中國人口思想的主流，而較接近於歐洲國家的人口思想。在西方，直到十九世紀才出現以（發展）經濟為主導的解決政治問題的主張。＇8＇與中國相比，差了一個世紀。

一直有人對此提出質疑：康熙皇帝依然是陳腐老套，並沒能提出限制人口。好像皇帝樂見人口增加，沒有“砍殺爾”，就有什麼“不是”似的。今天我們也許可以就此作出進一步的回答。

在《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裡，我曾把中國傳統經濟分為四種型別，或稱為四個階段，其中第一個為“不發展經濟”，有如清代十八世紀以前的廣西；其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人口“長期停滯”，土地大量拋荒，耕作極為粗放。此後逐步起飛，進入“發展中經濟”，則全憑人口的增加即需求帶來的刺激，顯示出人口增加對於傳統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這一點，也正是在其早期看得最為明顯，且最少會引起爭論。

所謂“發展中經濟”，其最顯著的特徵，即人口迅速增加，使它成為各發展時期中速度最快的一個。人力的投入，甚至可能帶來收益的遞增。同時，土地基本墾闢，進入精耕農業，有如清初以來的中南、西南以及稍後的東北和臺灣，以及漢代以來廣大的中原地區。過去人們以為這就是中國傳統經濟的最高成果，因此有了“長期停滯”的說法，其實是一個誤解。

到了更高的發展階段，如清代的廣東、江蘇，其人口密度已然很高，但仍有顯著的增長。清代中葉，廣東成為中國農業發展程度最高的地區，發明以“桑（果）基魚塘”為代表的高度發達的“生態農業”；江蘇更成為一個（傳統）“工業區”，擁有全國最高密度的人口。這些地區人口是否已經太多了呢？據史料記載，常熟在雍正以前棉作較少，“蓋黃黴削草，必資人多，曩時人較少也”，以後“生齒日繁，故種棉漸多”。＇9＇仍有賴於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