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行為內含有許多傳統的因素，但也頗有悖於中國傳統道路之“常”。

說十八世紀是二十世紀的“先聲”，並不意味這兩個世紀可以等量齊觀（那樣還要我們史學家做啥）。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任務，正像我們不能期望古人替代了我們一樣，今天也不能把所有問題都歸罪於古人（否則還要我們這一輩人做啥）。

但這樣一來，我們似乎就“解構”了“現代化”的命題，或者它有著多樣的面孔，並不能以“成功”的領頭國家“一把尺量遍天下”？或者，無論是對“資本主義”，還是所謂“現代化”，也許它並不那麼重要，也不是構成歷史的唯一視點？——例如本篇所說的“糧政”、“農政”，還有未涉及的國土疆域等等，皆為國之大政，大約是任何時代無論什麼“主義”都不能抹殺的問題，——或者它只觸及了歷史的某些方面，還有其他許多才是亙古以來恆久的存在？或者，它只觸及了某些外延，而未及其內涵？

站在長遠的“大歷史”的觀點，我們也可以說，那一時的成敗都沒有什麼，它們並不具有絕對的意義，世界歷史的中心問題，也許並不是這些。

即令今天“日新月異”的物質成就，雖然未必是什麼“鏡花水月”，但又怎能成為衡量人類文化進步的唯一標尺？一部“心性”、“心靈”、“精神”和“文化”的歷史，不也格外重要？＇84＇；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學者卡內提（Elias　Cati）也批評說，今天假如只剩下一種信仰，那就是“生產”了，《群眾與權力》（中譯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頁332）；而在法國心態史學家迪比看來，對於他所研究的人來說，經濟的實在性顯得無關緊要，真正實在的是超自然方面的心靈結構，《新史學》，頁182。）在這種觀點之下，我們豈不既能打破現有歷史研究的框架，也能打破固有的思想史研究的框架（它也不是所謂“精英”還是“一般民眾”的思想史可以包容的）？

至於“革命”也是一樣。當今既有人在“痴迷”革命，也有人要“告別”革命。其實，自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的“革命”已經發生過不止一次，與“現代化”過程亦不遑多讓，它也幾乎成了近代中國的主題之一。但是，革命到底解決了哪些問題（毛澤東晚年曾說：我只不過改變了北京周圍的一些面貌而已）？又有多少是它不能解決的？而且，有誰可以肯定革命到底為何發生（至今國內外不少學者還為此爭辯不已），又有誰能斷定，革命之後，還需不需要革命？……

在許多崇信“進化論”的人士看來，“古”一定比“今”差，“西”必定比“中”強，其實，這都是不一定的。＇85＇我倒覺得，有許多理由可以相信，中國的傳統並不一定就那麼不好，她也並非欠缺令吾人足可自豪的偉大思想。

也許，這樣我們就可以端正心態，放寬視野，坦然地面對我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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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明輝：“十八世紀在近現代中國史的樞紐位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32期，2001·9，他說：在魏源筆下，陳宏謀不但是十八世紀的中流砥柱，也是十九世紀經世學的開路先鋒，參見羅威廉（William　T·Rowe）：《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Saving　the　world：Chen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University　press，2001）；據說，曾國藩即把陳宏謀奉為講“經濟之學”的楷模，“立意崇尚之”，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頁320。

＇2＇　筆者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