Ｔ諉翊庵饕宓乃汲憊牡聰攏�1920年3月北大成立了以國民社為骨幹的平民教育講演團，以“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自覺心”。新潮社的一些成員也參加了，朱自清更是成為其中的活躍分子，擔任講演團的第四組書記，到城裡和郊縣四處作講演，向平民大眾解釋“平民教育是什麼”、“我們為什麼要紀念勞動節”、“我們為什麼要求知識”等等。

“五四”時期的青年學生是激進的，新潮社的激進表現在文化變革上，而國民社的激進表現在社會改造上。但朱自清卻是溫和的。與他一起編過《新潮》稿件的孫伏園後來回憶說：

佩弦（朱自清的字號——引者）有一個和平中正的性格，他從來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詞，也從來沒有感情衝動的語調。雖然那時我們都在二十歲的年齡。他的這種性格近乎少年老成，但有他在，對於事業的成功有實際的裨益，對於紛歧的異見有調解的作用，甚至他一生的學問實業也奠基在這種性格。

溫和的不僅是性格，還有他對各種主義和流派的寬容和相容幷蓄。在這一點上，朱自清很像他的老校長蔡元培先生。無論對中國的文化傳統還是西方新文化，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民粹主義，朱自清都以一種開放的姿態加以吸取。作為一個詩人、散文家和學者，朱自清的知識結構是龐雜、多元的，因而也具有多種發展的可能。即使以後新文化運動分裂了，知識分子分化成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兩大陣營，朱自清依然與各家各派保持著良好的關係，這不僅僅因為是性格的中庸，更重要的是他思想底處的雜色——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兼而有之。因此，無論與後來成為激進的革命者鄧中夏，還是與新潮社的其他自由主義成員都可以找到部分共同的語言。他是一個在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邊緣行走的知識分子。

1925年，朱自清經新潮社的好友俞平伯的推薦，回到北京，進入清華中文系教書，一直到死都不曾離開過清華。清華、北大、燕京等北京的高等學府長期以來是自由知識分子的大本營。在這些國立或教會大學裡任教的教授們，大都從歐美留學歸來，享受著優裕的工資收入，呼吸著自由的學術空氣，很容易形成一種自由主義的思想氛圍。這樣的環境，對於朱自清來說，自然是很感親切的，也對他起到了某種潛移默化的作用。不過，在清華園裡，居於主流位置的是那些留學西洋的“洋教授”，而像朱自清這樣沒有啃過洋麵包的“土教授”，即使是北大名牌出身的，也總是有點被人看不起。反過來說，朱自清他們也看不慣那些“洋教授”身上的貴族味。他的清華中文系同事、東南大學畢業的浦江清，因為討厭徐志摩一類西化教授的“濫情”與“肉麻”，甚至提議辦一個雜誌，名曰《逆流》，意思是“以打倒高等華人、建設民族獨立文化為目的”，“逆流者，逆歐化之潮流也”。朱自清對此應該也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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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多：激情的歸途（1）

聞一多是太需要激情了，他不太喜歡太講理性的東西，更厭惡繁瑣的理論；他喜歡講良心，訴諸於內在的良知，這就意味著他需要的是一種善惡分明的信仰/行動系統，一種既擁有終極價值的烏托邦理想、又具有簡明實踐品格的現實奮鬥綱領。

關於聞一多，曾經是一門顯學。由於毛澤東當年號召寫“聞一多頌”，所以，所謂的“聞一多道路”——從自由主義者向革命民主主義者的轉變，已經被眾多的研究者談論得太多太多，成為中國知識分子走向革命的一個經典性範本。然而，當今天回過頭來重新細讀聞一多的資料時，我依然為一連串的問題所吸引：羅隆基當年說過聞一多有“三變”：從20年代的國家主義者變為30年代的書齋隱士，再變為40年代的革命鬥士，但在聞一多的內心，是否還有一些不變的因素，決定了他變化的走向？假如說“聞一多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