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早期作品更多的是藝術成就，是杜甫所評價的“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就其思想內容而言，並無過人之處。而數年的宮廷生活，極度的寵信之後，當他終於在唐玄宗身邊的群小讒毀中被“賜金放還”，走上一條浪跡天涯的道路之後，他的詩歌才得到一種精神上的昇華。而假設沒有這種人生的“挫折”與逆境，假設謫仙可以長久居於宮廷禁地，他又怎麼可以寫出《秋浦歌》那樣絢麗多彩的組詩，又怎麼可以體會得“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並且大聲地吶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至於蘇軾，我只想說的是：他最傑出的詞作《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寫於熙寧九年，其時，蘇軾政治失意，兄弟離散。而他影響最深遠的那首《念奴嬌·赤壁懷古》寫於元豐五年，其時蘇軾是以罪人身份謫居黃州。

至於更為遠久的屈原，不消說了，屈原本身就是一幕悲劇，而《離騷》的意思就是離愁和牢騷。

看起來，逆境出好詩，逆境出大詩人的邏輯是成立的。詩文一理，於是也就可以理解為逆境出好文章，逆境出好作品，諸如此類。

按說，從讀小學時起，我輩凡人大約就都被告知“庭院難練千里馬，花盆難長萬年松”的道理。誠然如是。然而，有些事情說起來是一回事，做起來就是另一回事了。倘若你要問“馬們”，有誰不願做千里馬？大約是沒有的。可是真正你讓他在千里馬與臥槽馬之間做一選擇，口頭上口口聲聲要做千里馬的那些馬們十有*卻是寧願選擇臥槽馬的安逸與舒適了。

返回來我們再說一說詩文與詩人和文人的事兒。應該說，時下我們社會對作家詩人的關懷在某些方面，對某一部分人那是十分可以的了，但這方式卻有些值得商榷，譬如將文人們以某種形式“圈養”起來似乎就很不科學。想當初，蒲松齡，施耐庵，曹雪芹們如何寫作，如何生存就不要說了，魯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好象也沒有一個是拿著津貼搞創作的，但是他們都寫出了各自傳世的經典作品，倒同樣是這些人，在受到國家種種關懷之後，房有得住，車有得坐，錢有得花，卻偏偏就再也寫不出好作品來。箇中原因，難道不值得作家們和企圖“管理”作家的人們思考？更可置疑的是，現如今，某些機構，名曰群團組織，實則靠國家財政，花著納稅人的錢，專門把一些嶄露頭角的文人詩人們收羅起來，“圈養”起來，目的或許是好的，但作用卻難說了，而事實是，在我的記憶中，進入那個“圈”的人們一般來說都很難超越曾經的自我。

嗚呼！難怪現如今市面上新書日多而好書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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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　李廣　太史公

看了這個題目，有人必會笑我，莫不是要演一出“關公戰秦瓊”吧？非也！原因有二，其一，他們三人，雖說隔了幾百年才先後走上歷史舞臺，但卻是一個陣營裡的，彼此之間原本不會打架；其二，他們中間，尤其是唐代大詩人王維和漢代的二位人物之間，雖說互不相識，卻是因了一起公案而真正能夠聯絡起來的。

一切皆因王維的兩句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老將行》），而王維之所以寫出這樣完全違背歷史真實的“名句”，溯源卻在於想當年太史公司馬遷在記載這段歷史時的一點私心。

我們知道，衛青者，漢大將軍也，前後七次統兵出擊匈奴，每戰必勝。正是由於他和他的外甥，驃姚將軍霍去病的果敢指揮和身先士卒，迫使長期侵擾北方地區的匈奴不得不遠遁大漠，在一段時期內，基本解決了北方遊牧民族的邊患問題。衛、霍之功高，怕是任何一位同時代乃至或早或遲的將軍們莫可攀比的。但是，在太史公司馬遷的“鐵筆下”又是怎麼體現的呢？衛青、霍去病二人共列一傳《衛霍列傳》，而常敗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