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鹹以改定君憲為救國大計。現在國民代表大會滿、蒙、回、藏國民代表投票決定國體，一致主張君主立憲。具見薄海人民，心理大同。惟是國體既定為帝國，帝位必歸於聖人。四年以來，國家多故，拯民水火，登之衽席，我四萬萬蒸黎身家子姓，實託我大總統一人之覆幬！我國民為人民謀長治久安之厚福，為國家圖創業垂統之宏規，億萬同心，歸於聖德，代表等謹以滿、蒙、回、藏國民公意，恭戴我大總統為中華帝國皇帝，並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於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伏願順應天人，踐登大位，皇建有極，民悅無疆。一統定基，保四千年神明之冑，奕葉蒙福，遂億萬姓歸往之誠。代表等不勝歡忭跂望之至，等情。現在國體業經全國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代行立法院決定君主立憲，所有滿、蒙、回、藏待遇條件，載在《約法》，將來制定憲法時，自應一併列入憲法，繼續有效。此令。”

又同日令雲：“以予薄德，奚足君人，遭時多艱，無從息肩。而臨深履薄，無時去懷。近見各處文電，紛紛稱臣，在人以為盡禮，在予實有難安。況今之文武要職，多予舊日之同僚，眷念故侶，情尤難堪。雖四嶽五人，曾無異代之成見，而聖帝賢王，實非予所可企及，凡我舊侶及耆碩故人，均弗稱臣。時艱方殷，要在協力謀國，無取儀文末節也。此令。”

二十日，復申令以徐世昌等為嵩山四友。

至此不能不略述袁氏稱帝與外交上之關係矣。袁氏即真之延遲，則初有三國警告，繼之以五國警告也。警告之主動為日本。然日本在始固贊成帝制者，五月九日之事件，交涉闇昧，早有助成帝制為簽字條件之說。待交涉結束未久，日本公使日置益忽有歸國之行，帝制亦隨即發現。大隈伯、日置益皆曾對其國人宣言，謂中國進行各事，甚為順利。當帝制倡議之初，陸徵祥先言外交甚不易辦，曹汝霖亦言不負責任，袁謂此事在外交方面，我已辦妥。袁所謂外交，本著眼在日，再證以當日日置益破外交慣例，直接向袁提出二十一條時有云：“若開誠交涉，則日本希望貴總統再高升一步”之語，則蛛絲馬跡，事雖奇秘不可究詰，殆非盡誣矣！據劉彥編著之《歐戰期間中日外交史》略謂：民國三年，德國將與俄、法宣戰，為維持中、德和平關係，青島總督有秘密承認袁氏稱帝之檔案，青島被日攻克後，此項檔案落於日本之手，日本始悉袁氏稱帝之決心，視為奇貨可居。

當共和初建後，日本朝野以中國採用共和制為愚妄，謂共和無益於中國。帝制初步進行時，日本有力人物及報界論載，多表贊成之意，並稱如中國君主立憲，與日本國體甚有利益。其實非真贊成，不過欲藉此以啟中國之內亂，坐收漁利。故至此忽改變態度，提出警告，無非希作進一步之脅取耳。蓋其時日本對華政策，因見歐洲各國，盡行卷入戰爭旋渦，而認為此乃“日本從速解決中國問題之好機會”，《黑龍備忘錄》中，記載了了，茲節錄數段如下：

中政府之保持共和形式，乃中日同盟前途之障礙。何則？共和國之主旨，及其人民社會上道德上之目的，與君憲國絕然不同；其行政與法律，亦相牴觸。若日本作中國之監護人，而中國一一模仿日本，則兩國遂可彼此盡力解決遠東問題，而無不一致不同意之處。故為再建中國政府起見，為保持遠東永久和平，及為實現日本帝國政策之成就起見，我日當利用目前時機，變中國共和政府而為君主立憲，使與日本之君憲一致而與他國各不相同為起點。……變更中國政體，實再建中國時所當採用惟一之主義。且現時亦為我日鼓勵革命黨及其他不滿於中政府之人物，在中國起事之良機。現時此等人不能肆志之原因，乃因資本之不足。若帝國政府能利用其資本之不足，假以借款，唆以起事，則中國全國，大亂立見。我日於此，乃可起而干涉並整理之。

吾人當容納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