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局對此選擇不予干涉。他們沒有請求法庭任何寬大處理，也沒有要求給予減刑。他們甚至都沒讓托爾德的父母知道他的死訊。托爾尼隨後被送往柏林普勒岑塞監獄的死囚牢房等待行刑。

普勒岑塞監獄的生活讓人難以忍受。囚犯們每天早上5點就被喊醒走出牢房到外面放風，他們的早餐是一杯摻水的咖啡和一片面包。那些和托爾尼一樣被判了死刑的囚犯，都被嚴格隔離開來。他們被戴上手銬、腳鏈，一日三餐都是透過牢房門上的一個小開口送進去的。他們頭頂上是一直亮著的電燈，燈光照亮了狹小牢房裡的每一個角落。他們不準會見來客，不準鍛鍊，不準工作。食物常常是一些參雜著土豆皮和殘餘肥肉的清湯，可以想象一切多麼糟糕。

將要被處決的囚犯會在當天下午得到通知，在這之前他們需要把自己的隨身物品整理妥當。他們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麼。獄警通常在黎明時分來接送他們。一切都是靜悄悄的，他們會被帶去“準備”。鬍子刮掉，手綁在背後，衣服扒光。遠處的鈴每打一下，就有死刑犯被帶進處決室，在那裡斷頭臺被掩藏在一塊沉重的黑色簾子後面。執行官示意以後，簾子就被拉開。死刑犯被捆綁在斷頭臺上鋥亮刀鋒下方的木板上。…；

托爾尼原定於1935年12月被處決。和其他死刑犯不同是，他刺殺陰謀的神秘背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調查，因而對他的處決也就一拖再拖。托爾尼曾又兩次被提審，但是審訊者沒有從他嘴裡得到任何實質性的東西。

托爾尼在普勒岑塞監獄滯留的日子過得相當痛苦。在那段時間裡，每天他都要準備隨時可能到來的死亡：聽到走廊上腳鏈的聲響，看到牢門鑰匙的轉動，等候與死神見面。他的家書表達了他對家鄉的思念，對死亡的恐懼，還有更加堅定的信仰和一次次燃起的樂觀態度，當然大部分信件都被當局沒收用來幫助調查。這些家書也流露出了他後悔與“激進分子”相交往，因為他們就是幕後的“保護人”，刺殺陰謀的教唆者。1936年2月，托爾尼在家書中感嘆他的命運：

“假如我還能夠為上帝服務，假如我不曾放棄造物主，背叛主宰萬物的上帝，背對黑暗中的光明，我就不會在這兒。”

1936年3月12日，托爾尼寫下了最後一封信，告訴父母，他的死期到了：

“親愛的父親、母親：

……這將是我在這裡度過的最後一夜。我幾乎從來沒想過這天終究會到來，但是我保持了冷靜的頭腦，這讓我對明天早晨還抱有一線希望，在我的腦袋還沒有搬家的時候，還抱有希望。

……我乞求上帝饒恕我的敵人。我乞求那些被我驚擾過的人們的饒恕。

……最後……我擁抱你們。我想哭，但我哭不出來。我覺得我的心像裂開了一樣……謝謝你們為我所做的一切……我把我的靈魂交給上帝。

你們的兒子。”

由於他這封信，當局需要對他的遺言作翻譯、分析和審查，因此托爾尼的這顆“冷靜的腦袋”又一次多留了一天。1936年3月14日黎明，他被送上了斷頭臺。

希特勒去世的訊息震驚了德國與全世界。在他遇刺的當天晚上，國社黨召開了中央委員會最高會議。第二天，在國社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戈培爾宣佈希特勒去世了。擁有鋼鐵般意志的黨員們都痛哭起來。

國社黨釋出的訃告以沉痛的語調說道：“這樣一個人去世了：在他的領導下，我們黨用有力的手，在戰爭的廢墟中，在全國舉起了戰旗，掃蕩了我們敵人的抵抗，牢固地建立起了屬於德國人民的黨——國家社惠主義工人黨的創立人、國家社惠主義的偉大領袖、　德國人民所敬愛並引以自豪的人，被蹂躪的德國的舵手，德國人民的領袖去世了。”

訃告繼續說：“希特勒永遠活在每一個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