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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璟等對此情況，多方考查，乃至自治失敗之地，多為連年天災**，民不聊生，而當地人民之不識字者佔百分之七八十左右，於此而設立機關，空談自治，是無異南轅北轍，背道而馳，其籌備地方自治無法定組織，各自為政，多假託於地方官吏豪紳之手，支離破碎，名實俱無，結果自治之組織愈大，豪強之把持愈加，自治之耗費愈多，人民之負擔愈重，名為自治，實乃自亂。”

“顧將軍（顧品珍）主政雲貴，前日亦寫信告之，曰吾省以農自立，全省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以農為業，而農民全散處於鄉村，故自治之基礎在鄉村。近年以來，因受天災**之影響，不獨邊遠地方以及匪區災區農村瀕於破產，人民救死不逞，即號稱富庶之區，秩序未經破壞，亦且岌岌有不可終日之勢，生活不能安定，對於自治事業，自難感覺興趣。”

“所謂土豪劣紳即指鄉間一般人之愚懦受欺，一二人之威福自恣的事實；卻非某個人的品行問題。破獲煙賭而罰款，軍警機關行之，其禍猶小；自治機關行之，為害實大。禁菸禁賭，誠然最宜由地方自治來作這功夫；但假使自治區公所亦能破獲煙賭，隨意罰款，那便是形成土豪劣紳的絕好機緣了。鄉民愚昧懦弱，自是社會經濟問題、文化問題；從根本上講，非經濟進展，文化增高，無法免除土豪劣紳的事實。但若本著數千年無為而治的精神，讓他們度其散漫和平的生活，卻亦不見得有幾多土豪劣紳。所怕得是根本說不上自治而強要舉辦自治，那就沒有土豪劣紳的地方，亦要造出土豪劣紳來。請君試想：本自容易受欺壓的鄉民；將其劃歸一個區域、而安上一個與地方官府相銜接的機關，此機關時時向他們發號施令，督迫他們如此如彼，又可以強制的向他們加捐要錢，檢舉他們某項罪名（例如煙賭）而處罰他們；這簡直是替土豪劣紳製造機會，讓他正式取得法律上地位，老百姓更沒法說話罷了。不獨給他以法律上地位而已；並給他開出許多可假借的名色題目來，又且資他以實力。”

“湖南自治得以成功，乃因其地經濟發達，新政深入人心，人民不欲湖南為南北勢力之角逐地，有自治之強烈要求。然對根本說不上自治及根本不具備去舉辦自治條件之地，而強要舉辦自治，無異於揠苗助長，非獨無益，且有大害。”

“今後實施地方自治，依璟等所見，目下中國的現實，有自治訴求之地者，可予幫助其實施自治，而無有訴求者，亦或其地經濟文化未達足夠程度者，不可遽然實行自治。村縣如此，省亦如此。可自治之省立憲自治，而不宜自治之省，當為中央直轄行省，自治省與直轄省並存，為當下中國之所宜也。”；

唐夫人看完信後，眉頭變得舒展開來。

“你說得很對，”她笑著說道，“你這封信上去，我估計他楊瀚之是會冒冷汗的。”

唐璟的信其實寫出了目前關於在中國實行“地方自治”的實情，在唐璟等人看來，目前有除湖南以外，有些省盲目跟風實行的“地方自治”，僅僅只是一種“包辦民主”——即在底層民眾沒有內生出“自治訴求”時，由政府單方面主導的自治運動。這樣的結果，既難以獲得底層民眾的呼應，更得不到底層民眾的監督；最終，這些自治機構無一例外會蛻變成權力機構，從啟蒙民眾轉向壓迫民眾。而湖南在“驅除張唐”後實施地方自治之所以能夠大獲成功，其原因則在於：“自治”是湖南民眾內生的主動訴求，是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