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da約還可以勉強住下去，因為我們家裡的工人老郭、老吳、唐五三位，da約還不至和我搗亂。你二叔那邊只怕非二叔親自買菜，二嬸親自煮飯不可le。）而正當的工人也全部失業。放火容易救火難，布黨只知放火，而不知何以善其後也。現在軍閥遊魂尚在，我們殊不願對布黨決戰，蓋民主之國，容忍異見，不可因政見之不同而以武力討伐，以至流血漂杵。但若是彼輩統一後，又終不能不為多數人之自由與彼輩一拚耳。”

1922年8月，中國共（布）黨負責人之一劉克思給領袖何向仲的書信：

“……當時在長沙、武漢、廣州等城市，工人運動中的左傾錯誤是很嚴重的。倘若你們看看汀州的工人運動是‘左’傾得‘豈有此理’，倘若某某同志咒罵白區民營企業的工人‘要求過le’、‘不努力工作’，是‘左’傾得‘糊塗’，那我就要告訴你：這還算不le什麼！今年武漢、長沙、廣州工人的‘左’傾錯誤，比這還嚴重到十倍！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到四小時以下（名義上或還有十小時以上）。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這在當時是較平常而且是極普遍的。工會是第一個政府，而且是最有liliang，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他的權力有時超過正式政府，您總聽說過吧？……這些事幹起來而且越幹越厲害，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人心上要發生嚴重的影響，這是無疑的。企業的倒閉，資本家的關門、停業與逃跑，物價的飛漲，物資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與農民的反感（當時有許多小城市的工會被農民搗毀，而且是農民協會領導的），軍人與學生及民間團體的非難，就隨著這種‘左’傾的嚴重程度而日加嚴重起來。而工人運動當時是我黨黨員負責的，這一切非難，就都加在我黨身上。人們並不責備工人，而責備這是出於我黨的指示，這就影響我黨與各方面的關係。現今武漢失業工人救濟局有過一份統計，稱日前武漢有失業工人14萬人；武漢地方政府內部的報告中，民政部長陳光遠則有另一個資料：‘失業的將近二十萬人。’統計局所估計的資料，則是‘失業的工人現共有三十萬之多。’”

“據張託立同志報告：工人們不但以武裝化的糾察隊封閉商鋪廠店，強迫店主廠主接受自己的要求，而且手工業工人和店員向僱主算賬，不僅要求增加以後的薪水，而且要求補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幾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這樣激進的結果，自然只能是僱主關閉商鋪廠店逃亡。張託立同志還記載le運動的一種惡性迴圈——隨著工廠的紛紛倒閉和僱主的紛紛逃亡，失業的工人越來越多，其結果就成le工人們一方面要工廠復工，才不致失業，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經濟要求，使企業更難經營——失業時間越長，工人生計越艱難，迫不及待的經濟要求就提得越高，企業就越不敢重新開張……”

（三百二十）夢醒時分

正文＇

“我黨中央工人部在調查武漢紡織業迅速衰落的原因裡談到：工會勢力過於龐da，工人紛紛怠工，無病也要求帶薪休假，管理者則不敢有一句異言，以至於商人紛紛歇業，以避工人之鋒。”

“在起初，人們都期求我黨設辦法，就是政fu都並不直接去幹涉工人。我黨在當時責無旁貸答應負責這些事，但我黨未能改正這些事，而且連阻止這些事的發展，都未作到。這就使人們都上le另外的路途。反**從而da施yin謀，利用來組織反**的暴動。我黨要來阻止工人這些事，又因為說服得不夠與採取強迫辦法（與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le工人的反感，dada的喪失le工會與黨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滿於工會與黨，另一方面我黨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