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當談話中村上先生說“一共有十八個球洞”時，我非常震驚，說：

“不，應該只有一個球洞吧？”

村上先生笑了，說：

“哦，不是，有十八個球洞。”

我想起了在電視上看的情景，仔細思考著。的確，大家在沙洞似的地方啪啪地打球，那裡一定是一個大球洞。於是，我用兩隻手比畫了一個特莫里先生那樣的“友誼之環”的形狀，說：

“也就是說有十七個這樣的球洞……”

我接著說：

“而且，在最後的球洞那裡有旗子，就是那個小球洞！”

村上先生一開始還帶著笑容，後來漸漸嚴肅起來，終於，他低聲問站在攝像機旁邊的一個人———可能是他的經理人或朋友吧。

“喂！球洞是十八個嗎？”

攝像機旁邊的人說“對”。村上先生彷彿放下心來，對我說：

“對！就是十八個！”

我真是很對不起村上先生。

◇歡◇迎◇訪◇問◇BOOK。110114◇

《丟三落四的小豆豆》　月票

戰爭期間，我被疏散在青森縣三戶鎮的一個叫做諏訪的地方。戰爭結束後，復員計程車兵們一批批地回來了，可是我爸爸還沒有回來。後來，報紙上刊登了他在西伯利亞被俘的訊息，但被俘以後是生是死就再沒了音訊。當復員的人乘坐的火車在諏訪車站停下時，媽媽每次都會在站臺上跑來跑去地問。

但是沒有人遇到過爸爸。那時，我是一個女學生，在鄰近的鎮上讀女校，每天要坐火車上下學。當時火車總是擠得滿滿的，上面有復員的人、出來買賣食物的人、黑市商人，以及尋找失蹤親人的人們，所以火車票非常難買。但學生每個月還可以買到月票，不過如果把月票弄丟了，就再也不能補辦，所以月票是非常珍貴的。媽媽擔心我經常會弄丟東西，於是用毛線編了一個線繩，把月票掛在我的脖子上。

我們到學校雖然只有一站路，但坐火車上下學相當不容易，因為火車的時間並不總是那麼合適。有時要趕學校的上課時間，或者自己的值日時間，我們跑得飛快，就算火車已經開動了，也會跳上去；有時好不容易跑到車站，但火車遲遲不來，結果要等好長時間。我現在吃東西的速度很快，就是因為那時養成的習慣無法改變，如果慢慢地吃便當，就會被同學們落在後面，所以拼命地快吃，結果養成了這樣的習慣。我的便當也來之不易，媽媽有時候去做黑市商人，如果遇到不認識的農民結婚，媽媽就會穿上她唯一的一件和服到婚禮上唱歌，這樣可以得到一些喜宴的食品做禮物。所以我當時的便當經常是做成鯛魚模樣的米飯糰，上面還點著紅顏色，一看就知道是喜宴的贈品，我偶爾會因此感到羞慚。

有一天，我們在車站等了很久，覺得有些無聊。這時，一起從諏訪過來的朋友們突然想要玩線繩遊戲。線繩……線繩……我們正在東翻西找，我發現自己脖子下面掛月票的毛線繩長度正好，於是我把線繩從脖子上拿下來，把月票抽了出來。我把月票小心地放到雙肩背書包裡，我們就高高興興地玩線繩遊戲了。我們用線繩做出了青蛙和鐵橋等非常難的形狀。這個時期的我，頭上有很多蝨子，衣服也只有表姐給我的一件水兵服。在我們疏散時，媽媽偶然用一塊茶色的葛布蘭毛紡窗簾當包袱，從東京的家裡帶到了這邊，現在我穿的就是她用那塊窗簾給我做的一條硬邦邦的褲子。我能稱得上洋服的衣服也只有這一身。即便如此，我們玩線繩遊戲的時候還是很快樂的。

火車終於來了，我在檢票口出示了月票，因為只有一站地，我把月票叼在嘴裡，在搖搖晃晃的火車上繼續玩線繩遊戲。雖說只有一站地，但東北線上的一站還是可以玩好一會兒遊戲的。我們在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