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往往透過“生分”方式，從父母處分出財產而自立。這樣，在未分家之前，父親手中握有家內的經濟全權，是家庭生產生活的組織經營者。但在諸子分家、各自建立小家庭後，由於他們各自獨立經營，與父親沒有直接的經濟關係，在政治上又分別作為一家之長接受地方政府的管理，因而父子關係相對平等，子對父較少依附性。

4兄弟關係而言，兄弟婚後普遍地自立門戶，有著獨立的家庭經濟，各自獨立地向政府承擔經濟、政治義務，並且諸兄弟對父母的財產有均等的繼承權。如陸賈以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田真兄弟三人分家，不但“田業生資，平均如一”，就連堂前一棵紫荊樹也“三人各為一分”上述情況實質上都是兄弟關係比較平等、獨立的反映。

單個的小農家庭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來完成“經濟條件的全部或絕大部分”的生產和再生產，正如歐洲中世紀的單個農村家庭也做不到這一點一樣。它們都需要透過交換。不同的是，中世紀歐洲農奴家庭之間的交換是在莊園內部進行的，可以由莊園管理人收集產品後進行再分配；可以是直接的物物交換或勞動交換；也有可能透過貨幣——社會通用貨幣或某種莊園內部貨幣——作中介，中國的小農家庭之間，大多數情況下，可以肯定進行的是以貨幣為中介的商品交換。地主家庭也不大能夠直接依靠佃農的生產達到自給，儘管直到土地改革時，實物地租在中國農村尚廣泛存在，但以手工業產品作實物地租的情況卻很少見到，所以，地主階級的家庭消費，同樣要透過商品交換來實現。

農村經濟經歷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即使是經歷了結構性的改造，它仍然尚循著家庭化和過密化生產的道路。如今，自80年代起，古老而年輕的土地上，激動人心的旋律所表現的是震驚世界的大變遷。無獨有偶，在中國城市改革之後，最早興起的自由企業組織也是由家庭組織直接衍生而來。這就是所謂的個體工商戶。個體工商戶的勞動者主要由家庭內部人員組成。中國最近一輪企業*興的歷史事實說明，在家庭這種古老的組織中，仍然蘊藏有相當神奇的力量。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實行了以市場化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發展較快，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初期，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生產力有了極大發展。同時，農業勞動力剩餘的問題也日益突顯，農民收入大量增加，農村市場需要擴大，這是工業大發展的好機會。但此時城市企業改革剛啟動，加上戶口等體制改革沒有跟上，於是鄉鎮企業應運而生，異軍*，出現了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80年代後期，城市改革*新階段，第二、三產業大發展，需要勞動力，又有了離土又離鄉的農民工。1992年以後的幾年中，農民工每年增加1000萬人，出現了“民工潮”大量湧向經濟發達的城市。現在農民工已經有1。2億人。

在當今中國被人們稱之為“溫州模式”的溫州經濟，實際上就是一種典型的家族制經濟，最初都是“小作坊”“小家庭”生產方式，進而發展到家族企業的模式。溫州家庭工業的最初崛起是依賴於血緣關係的凝聚作用，並由此一層一層由裡向外推進，形成“一村一品”的塊狀經濟，這種塊狀經濟是家族企業的擴大化，是“血緣性的地緣”。值得注意的是，帶有濃厚家族色彩的“溫州模式”不僅廣受推崇，也的確在今天的市場競爭中，展現了獨特的活力。由農村而城市，由家庭而家族，中國企業的家族特色並沒有因為市場以及企業規模的擴大而改變，這足以證明，中國企業的“家族基因”仍然具有極強的複製和繁殖能力。在這背後，是家族企業與我國傳統文化密切勾連。家文化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突出特徵，傳統的社會心理積澱對企業組織與經營行為，對家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