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的工業間諜和盜竊發明專利權等指控，則當然是毫無根據的。一切負責的人都知道這一點，然而出於政治動機，報刊上的誹謗和各種迫害仍在繼續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諾貝爾中斷了他的重要工作，情緒沮喪、心情沉重地決定離開這個國家，離開這座十八年來他感到自己在其中終於有了一個家和定居點的城市。

這在他的生活中，是另一個決定性的十字路口，他所採取的這一步驟，自然也有著廣泛影響。

在訪問了他在瑞典的哥哥羅伯特，並且到他在阿維利亞諾、阿迪爾和克魯梅爾的工廠，進行了關於今後各種安排的商談之後，諾貝爾急忙趕回巴黎。他毅然離開了他在馬拉可夫大街的住宅，帶著所有未被沒收的實驗儀器和少量私人財產，包括由安德期·佐恩為他母親畫的那幅油畫肖像，於一八九一年遷居到義大利。在波嫩特河畔的聖雷莫，他定居在一所帶有大花園的新裝修的別墅裡；他希望那裡的氣候將對他敏感的支氣管有利，並且能有助於治好他的慢性傷風、“硝化甘油頭痛症”以及壞血癥的預兆。這所俯視碧藍的地中海、周圍環繞著桔園、棕櫚和花壇的美麗別墅，被他稱為“我的安樂窩”。有一次，當阿爾弗裡德的朋友、漢堡公司的總經理古斯塔夫·奧夫施拉格開玩笑地指出“在一個窩裡應該有兩隻鳥生活才對，而不能只有一隻鳥”時，諾貝爾便將它改名為“諾貝爾別墅”，這個名稱一直流傳到現在。

從上述情況來看，也許人們會認為這次搬家是頃刻之間完成的事，實際上並非如此。由於離開巴黎，諾貝爾辭別了他度過一生中的一個重要時期、並在那裡進行過很多試驗的環境。儘管他在居留巴黎期間曾用了很多時間去旅行，但塞夫蘭實驗室卻是他永久和最喜愛的工作地點之一。與不下五十項大大小小的發明創造有關的最後階段的化學試驗，以及辦理專利權和投入生產等工作，就是在這裡進行的。在巴黎，他熟悉商業生活的一切：成功與巨大的經濟利潤；令人煩惱的訴訟；企業裡的侵吞；以及來自世界各地關於他的產品在生產和運輸過程中所發生的災難事故的報告等。在巴黎的年代，還包括大型卡特爾的組成：在石油生產公司處於棘手的財政困窘時期，他所給予的幫助，以及他的夥友保羅·巴布揹著他所幹的非法操縱等。這些非法操縱，是在巴布死後發覺的，曾給諾貝爾造成巨大損失；那件“巴拿馬醜聞”，使他處於一種很危險的境地。

在純私人事務方面，他在巴黎的最後五年，遇到了很多痛苦和麻煩的事情。他最親愛的相依為命的母親於一八八九年去世。這使他憂傷到幾乎失去平衡的地步。諾貝爾與他的哥哥路德維格，畢生關係密切，並將自己很大一部分財產投資在路德維格的企業裡，但是，路德維格由於操勞過度，死於一八八八年。世界的報界出自某種原因，將石油大王路德維格與黃色炸藥大王阿爾弗裡德·諾貝爾混淆起來，寫出了很多矛盾重重的關於後者死訊的文章。法國的新聞報道最不客觀，而且語調尖刻，這當然是因為對塞夫蘭的插曲記憶猶新。諾貝爾基金會的檔案記錄表明，他當時曾以異乎尋常和令人不解的愉快，讀著世界對他本人和一生工作所作的評價意見。沒有任何人，特別象他這樣一位經常躲避公眾眼光的發明家，能夠不被這種注意所感動從而保持平靜。大約有一半這種死訊報道，提供了有著驚人錯誤的個人材料，而那些評論，則介於當時典型的頌詞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