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友鶴”號艦體，遂派出小艇，利用纜繩套住其螺旋槳軸，以1節的速度緩慢將其脫向佐世保。途中，佐世保港務部和佐世保海軍工廠的救難隊陸續到達，也參加到拖帶工作中。

救難船隊以4節航速前進，於13日清晨7時抵達佐世保港。經水下作業，將桅杆切除，同時在艦腹開啟幾個口子，向艦內輸入壓縮空氣，並救出3名在機艙工作的水兵。晚上7時，“友鶴”號藉著滿潮的機會被引入船塢，隨即進行船底切開作業。“友鶴”號最終共計救出13名倖存者，而傾覆時溺斃和曳航途中在船艙中窒息死亡者達72人，試圖逃脫而落入海中下落不明者28人，兩者佔了“友鶴”號艦員的絕大部分。

日本海軍在《倫敦條約》後建造魚雷艇的目的，就是在夜間外海對敵艦隊展開魚雷夜襲。如今竟然在夜間外海因小量風浪即告傾覆，因此立即引發各界交相指責，認為此乃忘卻復原性這一造船史上最大與最先原則所造成的損失。各方除要求造船界進行反省檢討之外，對於軍方因國際條約限制、寧可犧牲安全性也要加強艦上武備的觀念也提出了抨擊。…；

“友鶴事件”之後，日本海軍立即組成了以加藤寬治海軍大將為首的調查委員會開展調查，得出的結論是事故原因是由於重心過高所致，重心過高則是因為設計有缺陷，搭載武器過多。考慮到在小噸位艦上搭載大量武器的要求畢竟是出自日本海軍自己，因此“特型驅逐艦”和“千鳥”級魚雷艇的設計者藤本喜久雄只受到“謹慎處罰”。

“友鶴事件”後，日本海軍對現有的魚雷艇和驅逐艦進行改造，以增大其穩性。“千鳥”級魚雷艇拆除了2具魚雷發射管，並將127毫米炮的炮塔改為炮盾，同時在艦底加入98噸的壓艙物，將艦型完全改觀。這一級魚雷艇本計劃建造16艘，至“友鶴事件”時才建成4艘，其餘12艘被取消建造。此外，“特型驅逐艦”和“初春”級驅逐艦也進行了改裝，前者在船底加裝了上百噸壓艙物，甚至在龍骨灌鉛，以降低重心。後者將艦首揹負的二號炮塔挪至尾部三號炮塔前，同時撤去一座三聯裝魚雷發射管，減輕上層建築重量，並且切開船腹，在龍骨處增加配重。

受“友鶴事件”的影響，日本海軍的“蒼龍”級航空母艦和“最上”級巡洋艦的設計也進行了更改，將飛行甲板縮短，並撤去部分高炮，以求降低重心。

“友鶴事件”給日本海軍帶來了很大震動，而不久之後發生的“第四艦隊事件”更是令其不得不改弦更張，徹底改變了大正末期以來在艦船設計上求新求變的風氣，使其重新迴歸到了平庸穩重的老路上來。

1934年7月，日本海軍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所有艦艇的復原性改善工事。從7月開始，各艦隊集結於本州島北部青森縣的八戶衝，舉行昭和九年度秋季大演習。在演習之前，“叢雲”號驅逐艦在橫須賀入港時發現艦首部位出現金屬疲勞的裂紋，艦政本部造船官牧野茂認為這是危險的徵兆，於是奏請軍令部下令，不要讓特型驅逐艦參加演習，但是他的請求遭到拒絕。

昭和九年度秋季大演習分為青軍和赤軍兩支艦隊。青軍代表日本艦隊，由第一、第二艦隊組成的聯合艦隊扮演；赤軍代表美國艦隊，由聯合艦隊抽調的軍艦，以及第二線軍艦組成的“第四艦隊”扮演，包括航空母艦“鳳翔”、“龍驤”、潛艇母艦“大鯨”、4艘“妙高”級重巡洋艦、“最上”號等9艘輕巡洋艦、“吹雪”型驅逐艦，以及大正時代建造的“神風”級和“睦月”級驅逐艦。

演習開始前，第四艦隊停泊於北海道函館港，預定於9月24日出港，向預定演習海面前進。但沒有人知道，當時有兩股颱風同時襲擊日本，第一號颱風在關東平原肆虐後，正以北北東的方向向本州北部移動；第二號颱風當時在關島和小笠原群島中間的海域，這個颱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