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她的不幸。小蘭仙用自己的命運證明了一個道理，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主題的年代，陽光雨露並不是均勻地灑在每個人的身上，它是經過認真選擇的，這種選擇，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雙重特點。也就是說，這種不幸落實到小蘭仙身上，既有充足的理論根據，也有很強的隨意性。但不論怎樣，它的選擇將小蘭仙對於命運的所有憧憬化為泡影。與別人的成長不同，小蘭仙的成長是限制性的。而一個成長中的少女，對此顯然是無法理解的。她不具有洞察歷史的目光，她的目光甚至連超越20世紀70年代南方小鎮上沉悶晦暗的街景都是困難的。所幸，小蘭仙從來沒有認為自己不幸，這對她反而成了一種幸運。小蘭仙自然沒有機會研習阿Q先生的精神勝利法，她對於命運的一切回應，皆出自一個少女微弱的本能。對命運的全盤接納，是她（們）對抗命運的唯一方式。

美麗的小蘭仙，被命運裹挾著，在歲月中隨波逐流。她最終嫁給了小鎮上的瞎子，一個終生無法目睹她的美麗，也無法解讀她的命運的人。與世界交流的最後一扇窗子關閉了，小蘭仙的絕望，令人毛骨悚然。但邵丹自始至終保持著輕描淡寫的口吻，她有非凡的文字演技，表面平靜，內心洶湧。她反對在文字中虛張聲勢，她知道，敘述語氣越是平淡，就越讓人感到驚心動魄。這種反差，正是她所需要的。我對邵丹說，《小蘭仙》的結局是神來之筆，她一臉詫異，對自己作品的結局已經全無記憶。為了證明我的論點，我只好把小蘭仙的故事——尤其是結局，向她講了一遍。她說：“我寫的時候並未覺得怎樣，聽你這麼說，還有點意思。”

四

生活中的邵丹似乎與這些文字毫無關係。她是一個上足了發條的人，在合眾國的萬類霜天中如魚得水，並不時吐幾個美麗的水泡。這是邵丹留給我的最初印象。最能證明她生存狀態的，是她純正的美式英語、快速如飛的說話速度，以及多動症似的生活節奏。她標準的英語發音，令老外（在美國，她才是“老外”）都讚歎不已，與老外們的態度相反，我對此頗為不滿，因為它徹底打消了我與老外們用英語交談的念頭，並對這個現成的翻譯產生了強烈的依賴感，據此，她應對我英語的止步不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文字外的邵丹，始終如一地保持著精緻的生活品質，對於品牌有著靈敏的嗅覺，她對此一絲不苟，但實事求是地說，她在聖塔·克拉拉（Santa　Clara）——矽谷中心一座風景如畫的小鎮——買的那套複式房子，卻時常天下大亂，被子整日不疊，未洗的餐具卻摞得老高，看上去很像我久違的大學宿舍。當然，這樣的場面也可以為他們日理萬機的生活節奏提供佐證。我有時會從柏克萊坐Bart到聖塔·克拉拉，在她家中小住幾日，也有時她開車來我辦公室樓下接我，去她家中小聚，這使我有機會對她的生活有了近距離的觀察。在她的家中，她的先生餘懷民同志撐起了最重要的那半邊天。懷民在美國攻讀的是指揮專業，我時常能從他的工作臺上，看到他正在作曲的曲譜。他有一雙瘦長的、魔術般的手，那雙手不僅會炮製動聽的音樂，而且會炮製美味佳餚。這來自精神和物質的雙重撫慰，使邵丹的生活充滿陽光。相比之下，邵丹唯一會做的是鍋貼，是從超市裡買來的，然後根據上面的說明書如法炮製，那是邵丹為我做的唯一一次飯，它成為我至今為止最痛苦的早餐記憶。

我至今對我們三個同齡人共處的時光充滿懷念，尤其是在美國那個遙遠的異鄉。有一天，喻麗清老師夫婦、程寶林夫婦和我去邵丹家做客。那天晚上，懷民用小提琴拉了一曲《白毛女》，於是，舊社會的寒冷北風，吹進矽谷的溫馨之夜。來自臺灣的喻麗清第一次聽就喜歡它的旋律，而我的眼眶則有些反潮，我很難對當時的我進行精神分析，或許，那是一個異鄉人對自己精神記憶的本能呼應。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