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聽過。”我說。

“我問幹部大家吃香蕉皮，但是誰吃了香蕉肉了？哈哈哈哈。”

“那麼在上海依靠誰？”

“我到親戚家裡，大家都當我是瘟生，恨不得馬上把我趕出去。”

“那怎麼辦？”

“後來我在報紙上看到一段廣告，說可以幫忙人家到香港去。”

“這種廣告怎麼登得出？”

“那是社會最亂的時候，舉行了大鳴大放的運動，一切很放得松，後來才抓人。”

“你去找了那個組織了？”

“對。”倪匡兄說：“他們問我，你會不會講廣東話？”

“有什麼分別？”

“不會講的收費四百五十人民幣，會講的比較便宜，收三百。”

“你當時已經學會了廣東話？”我驚訝。

“那麼難講的方言，我現在還學不會呢，哈哈哈哈。”倪匡兄大笑：“付了四百五十。”

“哪來的錢？”

“親戚們怕我和他們搭上關係，萬一我被抓到，他們就倒了祖宗的楣，都很願意出點小錢讓我失蹤。”

“怎麼偷渡的”？

“搭火車到廣州，用船運到澳門，再從澳門把我們送到香港。”

“到了香港就去找家人？”

“不，我很獨立，不想增加他們的負擔，身上還留了幾個錢，先買一碗飯來吃。”

“第一次吃的是什麼飯？”

“叉燒飯。”倪匡兄說，“天下哪會有那麼好吃的飯！一大碗，上面鋪著幾塊叉燒，肥得油都漏了出來，流到碗邊，再滴在手上。啊！那種感覺，還沒有吃，已知道是又香又甜的；我只看著，就笑了出來。到了現在，我一看到大碗飯，也還會笑的。”

“上海沒叉燒飯嗎？”

“有，叉燒在上海也看過，但是不是每一個人都吃得起的。”

“到了香港，怎麼幹活？”

“那時候有一大群像我那樣的年輕人，都集中在一起，很團結。蹲在工地上，等工頭來叫去打工，日薪三塊七，給工頭抽去八毛，剩下兩塊九。二三十個人，被叫去十幾個，剩下的人沒工開，等大家回來，分了錢，一齊吃，有時候不夠錢吃飯，就分了去喝咖啡。”

“喝咖啡怎麼喝得飽？”

“有糖呀！”

“糖？”

“看到桌子上一缸糖，我問要多少錢？朋友們回答不要錢。哈哈哈哈，有這種事？糖不要錢？當然拚命下咯，我到現在喝茶喝咖啡，還是要下很多塊方糖的。”

“……”

倪匡兄繼續說：“到了香港，真是覺得海闊天空。說到距離，上海和香港並不遠，但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人家都說香港的空氣大受汙染，我當年感覺到的每一口都是新鮮的。三藩市的空氣大家公認是比香港好的，但是我在那邊天天要打三個噴嚏，現在回來了，鼻敏感都馬上醫好了，你說香港的空氣有多美呢！”

生飯

“來了香港之後，你是怎麼寫起小說來的？”我問倪匡兄。

好像是昨天的事，他記得很清楚：“一群從大陸來的青年，在荃灣地盤等開工，閒起來就看看報紙，副刊上有篇萬言小說，每逢星期天出一次，我一面看一面說：‘這種東西，我也會寫。’沒有人相信，我就花了一個下午寫給他們看。”

“是什麼報紙？”

“《工商日報》，我大膽地投稿，想想也沒有什麼希望，試一試罷了。幾天之後，編輯就叫我去談，說可以用我的稿，得到九十塊錢稿費，笑了三天。別忘記那是二塊九毛可以吃四碗叉燒飯的年代。”

“你記得第一篇小說叫什麼嗎？”

“叫《活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