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弗利博士的診所。當他向弗利和戴維斯提出一些疑問並請二位給予解釋時，卻遭到了弗利婉言謝絕。弗利明顯有些不快地告訴夏皮羅說，他所講的全部是真實的可信的，要是有差錯，那一定是別人而不是他和戴維斯。

繼續談下去是不可能了，夏皮羅只好離開了弗利的辦公室。

夏皮羅的這次調查儘管留下了一些遺憾和疑團，但弗利和戴維斯的出現，畢竟使他又得到了一些有關“北京人”丟失前後的第一手背景材料，為下一步尋找“北京人”提供了新的線索。而這些新的線索，他認為對探索“北京人”的下落是十分重要和不可忽視的，儘管還有待於做進一步的考證。

當然，夏皮羅博士也深深感到，如果說“北京人”的故事是一部怪誕的戲劇的話，那麼弗利便是劇中一個關鍵的人物；這個人物如同一團來無蹤去無影的謎，既讓你感到歷歷在目，伸手可觸，又讓你覺得飄忽不定，神秘莫測。於是，為讓更多的人來一起關心、探討“北京人”失蹤之謎，夏皮羅將這次對弗利的調查情況寫成了一篇題為《奇怪的“北京人”化石》的文章，發表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的美國的《自然歷史》雜誌上。

夏皮羅的這篇文章發表後，馬上引起了美國各界人士的廣泛興趣。為此，夏皮羅還專門召開了一個新聞記者招待會，對近期調查到的一些新情況和新線索作了公佈，希望大家共同關注“北京人”。一直對“北京人”下落十分關心的《紐約時報》，很快登載了此文的詳細摘要和夏皮羅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提要。在短短几個星期中，夏皮羅博士便收到了許多的來信，並向他紛紛索要該文的列印本。

此時的夏皮羅博士當然不會忘了中國的科學家。還在他的這篇文章沒有發表之前，為了讓中國的科學家們能儘快瞭解到有關“北京人”的最新線索，他曾列印了好幾份，透過美國科學院外聯部一位訪華的好心官員傳送給了中國，希望中國的古生物學家或古人類學家們看到此文後，能給他寫信，交換一些看法和意見，或者提供一點新的線索。

然而，令夏皮羅深感失望和不解的是，曾在五十年代就“北京人”下落問題與美國唇槍舌劍，因而風雲一時的中國考古學界，卻始終沒有給予隻言片語和一點回音，彷彿對“北京人”之事一下顯得漠不關心了。

美國的夏皮羅不可能理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中國正在進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當然無法知道，在那個政治高於一切的年代裡，數億中國人包括紅衛兵小將日夜尋找並要打倒的，是“帝修反”，是“封資修”，是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牛鬼蛇神”。至於全世界都仰慕不已、引為驕傲的“北京人”，早被打入了“封資修”的冷宮，別說想法去尋找，連提都沒人提起，也不敢有人提起。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在中南海一間普通的書房裡，毛澤東與尼克松兩人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這是一次劃時代的握手，它標誌著一箇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也意味著冰凍了二十多年的中美關係，從此將翻開新的一頁。

當中美建交的訊息公佈於世後，許多美國人便立即表現出了到中國大陸旅遊的熱情和興趣。儘管中國駐加拿大渥太華大使館在不到兩個月中，就收到了４０多萬份發自美國的簽證請求，但美國芝加哥的克里斯托弗·賈納斯先生還是首先得到了特別的關照。他申請去中國的簽證時間僅用了兩個星期，便順利地收到了他本人及其四位隨行者的簽證。

賈納斯先生時年６４歲，是美國芝加哥的銀行家兼商人，同時還是美國芝加哥希臘遺產基金會的主席。希臘遺產基金會是一個非營利的民間組織，該會的宗旨是蒐集和保護世界各地具有珍貴价值的古代文物和古代建築以及其他有文物價值的東西。賈納斯是個熱情奔放、精力過人、樂於交際、善於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