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主義，以為我之國需凌駕他人之國，我之種須凌駕他人之種（德意志國歌有曰：‘德意志，德意志，臨御萬邦’，凡可以達此自私自利之目的者，雖滅人之國，殲人之種，非所恤也。”　這裡有一點，不能不點破。在胡適那裡，像德意志國歌所表達的，是一種“狹義的國家主義”，這至少在我看來是不確。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一樣，沒有廣義狹義之分，它們從它們形成的那一天起就是偏狹的，從來沒有廣義過，也廣義不起來。這倒不是排斥國家、民族或種族，而是國家、民族本身是必要的，但不能“主義”。“主義”歷來是一種強勢話語，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在現代以來的世界格局中，國力強大的國家可以導致國家主義，國力薄弱因而長期受欺凌的國家更容易產生國家主義。以歐洲為例，德意志相比英法是一個後發達國家，當那些老牌殖民主義把世界殖民地化之後，德意志人著急地說：你們把天空留給了德國。而在飛機沒有問世的時代，天空不比陸地與海洋，它是大而無當的。這就不難理解兩次世界大戰為何都由德國生髮。今天，一個後發展國家，特別是這個國家的諸多內政問題無以解決時，它是很容易把民眾導向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

也是畢業於康大的訥司密斯博士是胡適的朋友，他讀的物理，但熱愛的是世界和平，所以畢業後，在波士頓的“和平協會”從事呼籲和平方面的工作。歐戰爆發，他正好居住倫敦，竭力想使英國免入戰爭，但未能奏效。訥氏這次探親回綺色佳，專門到胡適那裡去看他。這次他和胡適大談特談的是英國學者安吉爾的一本書《大幻覺》。安吉爾也是世界和平主義者，也反對國家之間的戰爭。他是從利益分析角度談戰爭無益。因為今天的世界已為航路電線所聯絡，比如血脈，一管破全身都受影響。英國打敗德國，不能不損壞德國的財政，即使戰爭勝利，被破壞了的敵國財政，又拿什麼來賠償它？因此任何戰爭都是浪費的，無效的，也是無益的。對這樣一種分析，胡適很不滿意，認為這是“一面之辭”。他回答訥博士，“公等徒見其金錢生計之一方面，而不知此乃末事，而非根本之計也。”因為“今之英人，法人，德人豈為金錢而戰耶？為國家而戰耳。惟其為國家而戰也，故男輸生命，婦女輸金錢奩飾以供軍需。生命尚非所恤，何況金錢？故欲以生計之說弭兵者，愚也。”（同上）說人“愚”的胡適不免自己陷於武斷。即使男人婦女都是為國而戰，試問，國家開戰的目的又是什麼？還不是訴求於利益。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之人如此，天下之國家亦莫不如此。

十四　“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2）

那麼，胡適提供的“根本之計”又是什麼呢？

“吾輩醉心大同主義者不可不自根本著手。根本者何？一種世界的國家主義是也（此語不通，既為世界主義，便在觀念上不復有國家的畛域：筆者）。愛國是大好事，惟當知國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團體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謂‘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是也。”（同上）

和安格爾的利益分析相比，胡適的“根本大計”過於高蹈。利益分析尚嫌理想，策動戰爭的國家統治者又怎能理會人道主義的空頭支票？胡適有一個德國朋友墨茨，和訥博士一樣也是博士級的和平主義者。一戰暴發，墨茨在比利時，他不願犧牲理想而從軍，便出走荷蘭，又由荷至美。兩人在綺色佳相見時，晤談甚歡。胡適盛稱其人不為流俗所移，說他不從軍，“非不愛國也，其愛國之心不如人道主義之心切也，其愛德國也，不如愛人道之篤也。”　胡適的理論儘管不切用，但就他個人思想脈絡而言，他是把人道主義安置在國家主義之上的。

1914年年底，胡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