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是篤信佛教的中國皇帝，器重這些西方傳教士的原因並不在於他們的信仰，而是他們帶來的先進科學技術。他們當中有天文學家、數學家、地理學家、畫家、醫生、音樂家、鐘錶匠、琺琅專家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教授說：“為了在中國站穩腳跟，他們必須具備一些知識，既包括科技也包括人文方面的知識，科技知識在中國尤受歡迎。於是湯若望、紀理安等人的科技知識贏得了中國百姓，特別是學者的佩服，進而是信服，這樣在信仰這個方面進行交流就要容易得多了。”

不僅如此，瞭解中國本土文化、尊重中國人的習俗、掌握中國語言也是耶穌會教士開啟中國社會大門的一塊敲門磚。曾在德國慕尼黑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兼任中國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的卓新平教授說：　“當時耶穌會士東來，到了一個陌生的文化、陌生的土地上，他們要想傳播他們的信仰，必須先了解這個國度，這個民族的所思所想。在瞭解過程中，一方面他們是吸收中國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的思想文化帶入。”

澳門是四百年前耶穌會士進入中國的第一個落腳點。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許多傳教士們，一踏上澳門土地，便開始精心研習中國語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話為目標。這些西方修士入鄉隨俗，脫下僧袍，換上儒服，住進中式房屋，並潛心研究中國經史和倫理，尋找其中東西方文化的融合點。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過程中，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讀漢文典籍的西方傳教士，自然贏得了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從而達到其傳播信仰的目的。1605年，名代翰林院學者、主持歷局的官員徐光啟受洗入教便是一例。

繼利瑪竇之後，出身於德國科隆貴族世家的湯若望則是又一名活躍於明清之際的著名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在華四十餘年，雖未能達到其傳教的目的，但在將西方先進的天文學、光學、火器、礦業等領域的知識介紹到中國這方面，卻取得了豐碩成果。而其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則是參與明末歷局的改歷、編纂修定“崇禎曆書”。

明朝末年，行用多年的“大統歷”誤差漸大，欽天監所預報的天象，尤其是日月食屢屢失驗。在用中國傳統方法與西方方法預報日月食，幾經校驗比較之後，皇家確定由徐光啟主持歷局，修改曆法。徐光啟則聘請了鄧玉函、龍華民等傳教士參與改歷。

1630年，湯若望奉詔從陜西調往北京進歷局供職。在中西學者的共同努力下，編譯了長達137卷的長篇鉅著“崇禎曆書”，而其中由湯若望撰寫編譯的就有包括“交食歷指”、“恆星出沒表”、“南北高弧表”、“五緯諸表”等共43卷。

除此之外，1626年，湯若望還在中國學者李祖白的協助下撰寫了“遠鏡說”。研究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科學史所做貢獻的專家、北京古觀象臺副臺長李東生女士介紹說：“湯若望還編纂了‘遠鏡說’，是根據1616年德國法蘭克福出版社出版的賽都利的著作編譯而成的。這本書對伽利略望遠鏡的製作原理、功能、結構、使用方法都做了詳盡的說明，通篇條理清楚、淺顯易懂，圖文並茂。所以專家學者認為，這是中國出版的最早的一部介紹西方光學理論和望遠鏡技術的啟蒙著作。”

為幫助中國開採礦藏，加強國儲，湯若望在歷局期間，又同中國學者合作翻譯了德國礦冶學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於1550年撰寫的論述16世紀歐洲開採、冶金技術的鉅著“礦冶全書”（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譯本定名為“坤輿格致”。此書編成後，湯若望進呈給朝廷，崇禎皇帝御批：“發下‘坤輿格致’全書，著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採取”。

不過，因戰事已緊，明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