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還是抱有希望的。”夏皮羅說，“如果將來有一天我有機會到中國去的話，我一定要到北京、天津等地好好找一找！”上帝能給這位老人一個機會嗎？

在七十年代，當美國尋找“北京人”的文化熱潮一浪高過一浪之時，中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正搞得轟轟烈烈，如火如荼。

儘管如此，在中國的民間，尋找“北京人”的傳聞也時有發生。而且，居然還出現了“無產階級的專政機關”———公安局對“北京人”進行立案偵查的故事。

這個對“北京人”進行立案偵查的公安局，就是天津市公安局。

……

在弗利提供的三條線索中，其中一條是他將一個軍用提箱寄存在了瑞士百利洋行天津分行。經專案組調查得知，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確實做過一些倒賣文物的生意，染指“北京人”之事，也是完全可能的。但專案人員在調查中，與之相關的人員卻一口否認他們曾經收到過弗利送去的軍用提箱，更沒有見到過什麼“北京人”化石，甚至有人還說，我們壓根兒就不知道有弗利這個所謂的美國醫生。

弗利提供的第二條線索，是說他將一隻軍用提箱存放於法國人開辦的巴斯特研究所了。經專案組對原巴斯特研究所部分有關人員進行調查，也未找到可靠的線索和依據。正當一籌莫展時，意外的情況出現了：有人提供了一位中國女人的線索，說這位中國女人當年曾是原巴斯特研究所所長最寵愛的情人，與所長關係甚密，很可能她知道有關箱子的情況。於是，專案人員順藤摸瓜，找到了原巴斯特研究所所長當年的這位中國情人，透過多次追問，這位“情人”終於吐露了真情：她當年和巴斯特研究所所長確實曾經相愛，並且也認識弗利這個美國軍醫。而且她和巴斯特研究所所長以及弗利三人，還曾在北平的北海公園遊玩過一次，直至深夜才趕回天津。但第二天一大早，美國海軍駐天津兵營就突然被日軍包圍，接著弗利被俘，便再也沒見弗利和巴斯特研究所所長有過接觸，更沒見過所謂送來的軍用提箱。

這位所長的情人的意思很清楚，由於“珍珠港事件”爆發前一天，他們和弗利都在北平北海公園玩，而裝有“北京人”的箱子這時要麼還在秦皇島，要麼還在秦皇島至天津途中，弗利手中是不可能有箱子的；“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弗利當即被俘，被俘後的弗利不可能有人身自由，同樣也就不可能擁有箱子。所以她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前後，都沒見到過弗利送來的箱子，自在情理之中。但這位所長的情人沒見到弗利送過箱子，並不等於弗利沒有送過箱子。因為據弗利後來所說，他被俘一個星期後又被放了出來，他是在被放出來之後將箱子轉存到巴斯特研究所的。可專案組又經過一段時間的查詢，還是未在原巴斯特研究所找到弗利所說的箱子；而弗利當年是否就一定把箱子存放在了原巴斯特研究所，也缺乏可靠的證據。

弗利提供的第三條線索是將另兩個箱子交給了他平常最信賴的兩個中國朋友。專案組人員透過四處調研，八方查詢，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找到了弗利說的那兩個他最信賴的中國友人。這兩個中國友人本是一對恩愛夫妻，當專案組人員找到他們時，這對夫妻早已離婚多年，原因是解放後有人揭發，說他倆當年裡通外國，與美帝國主義有勾結，故被打成了反革命。

於是，一家人從此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女的離異後回到上海老家定居，男的則被押到了四川某勞改農場服刑，多年來彼此已沒有任何來往。專案組人員分別從雙方的供詞中得到證實，“珍珠港事件”爆發前，這對夫婦和弗利確實曾是好友。而“珍珠港事件”爆發後不久的一天，弗利也確實曾將兩個箱子送到他倆家中，拜託他倆一定好好代管，等將來戰爭結束後再歸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