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種粗粗壯壯的中年女人,嗓門很大,啤酒喝得太多。我喜歡她,她也不時地會來找我看病,可是現在我卻不得不把她當做嫌疑犯。“我們得弄清楚那些電話,珍妮,”我說,“那不是從李奧塔德家打出來的。”
“當然是那裡打的!”她很不高興地回答道。
“我不是說你說了謊,警長也沒這意思,可是也許你弄錯了。”
“沒有錯,就是從李奧塔德那裡來的。你看,燈不是又亮了嗎?”
我不敢相信地望著接線總機,在李奧塔德名字上方的一個小紅燈正亮著。“接吧。”
她把插頭插上,我拿起耳機。還是那同一個沙啞的聲音。“幫我接貝蒙家。”
“請等一下,”珍妮說道,她的手抖著把電話接過去。
我只聽見綁匪呼吸的聲音,然後赫伯·貝蒙接了電話:“喂?”
“五萬塊錢拿到了嗎?”
“有,我拿到了,湯米沒事吧?讓我跟他說話。”
“我不希望藍思警長再來突擊,否則就要你兒子的命,懂不懂?”
“懂。”
“把那五萬塊錢——鈔票上不許做記號——放在一個旅行袋或是小皮箱裡。我要那個叫山姆·霍桑的醫生今晚半夜把錢送來。他要送到小學的紅色校舍,把錢包放在門口,然後開車離開,要是有任何人攔阻,你兒子就會死,懂了嗎?”
“懂了,可是他還好嗎?”
那個綁匪沒有回答就結束通話了電話,剛剛也在聽著的藍思警長望著我。“我想你中選了,醫生。”
可是在這時候我更感興趣的是誰打的這個電話——還有是從哪裡打的。“珍妮,這些名條有沒可能給調換過了?這可能是別人的線嗎?”
“不會,這就是李奧塔德的電話沒錯,火丘上另外只有一支電話,在戴西家。”
我想起了羅勃·戴西。我不該把他忘了那麼久的。“戴西家……”
“你要去哪兒?一藍思警長問道。
“我們最好還是先到貝蒙的牧場去,告訴他們出了些什麼事。”
我們到貝蒙家的時候,看到沙耶太太——那位老師——也加入了那一圈焦急不堪的人裡。我看到她儘量想安慰那失蹤孩子的母親,可是她自己也很難過。
“我覺得我自己該負責,”沙耶太太說,“那裡出了事我卻沒看見、沒注意。綁匪不知怎麼抓到了他。”
“你不能怪你自己,”我說。
“可是我就是怪我自己!”
“好好想一下,”我說,“你有沒有什麼忘記告訴我,最後那一分鐘你看到湯米在鞦韆上的任何事情?”
“沒有。”
“他當時在看著你嗎?”
“沒有,他面對著另外一邊。”
“學校下面是不是有他可以躲藏的地下室?”
“沒有。”
“附近有小孩子會去玩的山洞嗎?”
“沒有那一類的東西,山姆醫生——完全沒有!”
“可是綁匪卻要把錢送回到學校去,他想必有能取錢的方法。”
我們在談話的時候,赫伯·貝蒙一直忙著把大捆大捆鈔票放進一個黑色的旅行袋。“我差不多快好了,山姆醫生。”
“現在才十點鐘,我們還有兩個鐘頭。”
“你又有啥想法嗎?”藍思警長問道。
“只有一個——戴西家。”
我像那天下午一樣開車上了火丘,把車停在戴西太太的農舍門前。她聽到車聲就到門口來看是誰。
“哦,山姆醫生!我沒想到你今晚又來。”
“羅勃好嗎?他睡了沒有?”
“我讓他上了床,可是他還醒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