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種粗粗壯壯的中年女人，嗓門很大，啤酒喝得太多。我喜歡她，她也不時地會來找我看病，可是現在我卻不得不把她當做嫌疑犯。“我們得弄清楚那些電話，珍妮，”我說，“那不是從李奧塔德家打出來的。”

“當然是那裡打的！”她很不高興地回答道。

“我不是說你說了謊，警長也沒這意思，可是也許你弄錯了。”

“沒有錯，就是從李奧塔德那裡來的。你看，燈不是又亮了嗎？”

我不敢相信地望著接線總機，在李奧塔德名字上方的一個小紅燈正亮著。“接吧。”

她把插頭插上，我拿起耳機。還是那同一個沙啞的聲音。“幫我接貝蒙家。”

“請等一下，”珍妮說道，她的手抖著把電話接過去。

我只聽見綁匪呼吸的聲音，然後赫伯·貝蒙接了電話：“喂？”

“五萬塊錢拿到了嗎？”

“有，我拿到了，湯米沒事吧？讓我跟他說話。”

“我不希望藍思警長再來突擊，否則就要你兒子的命，懂不懂？”

“懂。”

“把那五萬塊錢——鈔票上不許做記號——放在一個旅行袋或是小皮箱裡。我要那個叫山姆·霍桑的醫生今晚半夜把錢送來。他要送到小學的紅色校舍，把錢包放在門口，然後開車離開，要是有任何人攔阻，你兒子就會死，懂了嗎？”

“懂了，可是他還好嗎？”

那個綁匪沒有回答就結束通話了電話，剛剛也在聽著的藍思警長望著我。“我想你中選了，醫生。”

可是在這時候我更感興趣的是誰打的這個電話——還有是從哪裡打的。“珍妮，這些名條有沒可能給調換過了？這可能是別人的線嗎？”

“不會，這就是李奧塔德的電話沒錯，火丘上另外只有一支電話，在戴西家。”

我想起了羅勃·戴西。我不該把他忘了那麼久的。“戴西家……”

“你要去哪兒？一藍思警長問道。

“我們最好還是先到貝蒙的牧場去，告訴他們出了些什麼事。”

我們到貝蒙家的時候，看到沙耶太太——那位老師——也加入了那一圈焦急不堪的人裡。我看到她儘量想安慰那失蹤孩子的母親，可是她自己也很難過。

“我覺得我自己該負責，”沙耶太太說，“那裡出了事我卻沒看見、沒注意。綁匪不知怎麼抓到了他。”

“你不能怪你自己，”我說。

“可是我就是怪我自己！”

“好好想一下，”我說，“你有沒有什麼忘記告訴我，最後那一分鐘你看到湯米在鞦韆上的任何事情？”

“沒有。”

“他當時在看著你嗎？”

“沒有，他面對著另外一邊。”

“學校下面是不是有他可以躲藏的地下室？”

“沒有。”

“附近有小孩子會去玩的山洞嗎？”

“沒有那一類的東西，山姆醫生——完全沒有！”

“可是綁匪卻要把錢送回到學校去，他想必有能取錢的方法。”

我們在談話的時候，赫伯·貝蒙一直忙著把大捆大捆鈔票放進一個黑色的旅行袋。“我差不多快好了，山姆醫生。”

“現在才十點鐘，我們還有兩個鐘頭。”

“你又有啥想法嗎？”藍思警長問道。

“只有一個——戴西家。”

我像那天下午一樣開車上了火丘，把車停在戴西太太的農舍門前。她聽到車聲就到門口來看是誰。

“哦，山姆醫生！我沒想到你今晚又來。”

“羅勃好嗎？他睡了沒有？”

“我讓他上了床，可是他還醒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