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信，要有關‘北京人’的材料，大概又要寫什麼了。”

“有人說您當年裝箱之前，‘北京人’頭蓋骨有可能被美國人調了包，也就是說您裝的是模型，而不是真品。您認為這種可能性存在嗎？”我們又問了胡先生第二個問題。

胡老斷然否認道：“不可能！‘北京人’頭蓋骨是我一個個親手裝的，當時我還叫了解剖科的吉延卿幫我把箱子從樓上抬下去，然後幫我一起裝，而且，之前我已經裝過一次了，怎麼可能是假模型呢？！”

“那麼‘珍珠港事件’之前，新生代研究室除了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來過外，還有別的日本人來過嗎？”

“有一個。”

“真的？”聽到這個訊息，我們很是驚喜，因為在我們的採訪中和查到的所有文字記載裡，還從來沒有這條線索。

“這個日本人的日本名字我記不得了，只記得他的英文名叫Ａｋａｂｏｒａ。”胡老說，“他大約是１９４０年底或１９４１年初被日本的一個科研機構派來中國的，在解剖科Ｂ樓呆了６個星期。我當時是很警惕的，但沒有發現這人有什麼活動，他每天埋頭看書，不怎麼說話，也不多問什麼問題，看樣子挺老實本分的。但‘珍珠港事件’爆發後不久，有位朋友在‘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那兒看見過這個日本人，所以這位朋友勸我躲一躲，說萬一被這個日本人認出來後，就麻煩了！”

“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是當年日本人設在北平的一個專門從事文化活動的機構，中國的不少珍寶，就是透過這個機構弄到日本去的。那麼這個英文名叫Ａｋａｂｏｒａ的日本人，後來為什麼會出沒於“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這種地方呢？此人有沒有可能也是個文化特務？他當初之所以到新生代研究室呆了６個星期，會不會也是為了“北京人”？於是我們問胡老：“‘北京人’的失蹤，有沒有可能與這個日本人有關？”

“你們問的問題都很怪。我不知道。”滿腦智慧而又經歷過“文革”的胡老對此類問題總是持謹慎態度，從不作主觀推測，更不輕易下結論。

但我們還是又問了一個問題：“胡老，據您所知，當時存放‘北京人’的保險櫃的鑰匙，到底掌握在誰的手上？”

“保險櫃沒有鑰匙，使用的是密碼。”胡老糾正道，“協和醫學院始終控制在美國人的手裡，裝有‘北京人’的保險櫃，也一直控制在美國人的手裡。魏敦瑞離開中國前，一直由他自己掌握著保險櫃的密碼，沒有一箇中國人能開啟保險櫃。１９４１年４月，魏敦瑞去美國後，保險櫃的密碼便掌握在了他的秘書息式白的手上。不過，魏敦瑞走時對息式白有交待，只要我需要開啟保險櫃，就得開啟，因為我要給魏敦瑞趕做‘北京人’的模型，每天都要從保險櫃裡取出‘北京人’頭蓋骨。所以，每天上班時，息式白給我開啟保險櫃，下班前，我再把頭蓋骨放回去，然後鎖好保險櫃。”

由此看來，問題不可能出在胡承志裝箱之前，而肯定出在胡承志將“北京人”交到美國人博文手上之後。那麼，“北京人”到了博文手上後，他和胡頓院長到底是將“北京人”首先送到了美國公使館，還是直接交給了美國海軍陸戰隊，半個多世紀來（準確地說是５７年來）一直是個未知數。中方所有當事者和西方部分人一致的說法是：博文將裝有“北京人”的箱子首先送到了美國公使館，而後再送陸戰隊。但是，持這種說法的人幾乎都是“聽說”———賈蘭坡聽胡承志說，胡承志聽裴文中說，斐文中又聽王錫熾說，王錫熾又聽博文說……就是缺少一個能支撐這種說法的根據。而我們又聽說，胡老手中的那張圖好像與日本憲兵隊搜尋“北京人”有關，所以多年來我們一直在想，若能親眼見到胡老手中的那張圖，也許能從中破解和領悟到一點什麼。於是我們再一次試探性地向胡老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