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責難道：“經略大臣勒保從來也沒有先斬後奏之事，何況你欽差大臣？朕沒給你這個權力。如果真的查出有貽誤軍機者，無論在戰事或軍需上，即使是遊擊員弁，都應候旨遵行，哪能獨自擅專！”

嘉慶帝的諭令，弄得那彥成在軍隊中反而灰溜溜地，勒保屢在其面前道：“雖為功勳之後，又為皇上欽差，但遇事也要冷靜，不可草率乃至擅專，想怎樣便怎樣。”

那彥成匆匆從四川回到北京，嘉慶帝也並沒有再斥責他，反而說，在適當的時候，仍讓他軍中督軍。

嘉慶帝治軍如此寬仁不講原則，致使軍隊又陷入以往的疲軟無力的狀態。自正月到六月只有額勒登保一軍斬了冷天祿，德楞泰一軍與徐天德相持，追入鄖陽。明亮一軍，只是徒勞地奔走在陝西境內，並沒有勝仗。勒保雖有所顧忌，不敢全行欺詐，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終究是見敵生畏，多方諉飾。

嘉慶帝處理軍隊是如此手軟，治理地方更顯出其治貪過於寬仁。

代理副都統富森布奏道：“請將河州、甘肅、臺灣、湖南、湖北、四川等地貽誤官員，無論大小，全行抄沒；又京城官員兵丁生計桔據貧窮，一天比一天窮得厲害，商民餬口無資，恐怕起盜賊之端。”

嘉慶帝覽奏大怒，道：“富森布既不據實列舉，捕風捉影，又捏造聳人之言，隨口妄談，著即革職留任，嚴加約束。”

首席軍機王傑奏曰：“富森布的確語無他次，但現在陛下正求言之時，雖其言過其實，臣以為似應從輕發落。”

嘉慶帝對待富布森卻不像對待那些貪黷大吏及將帥那樣客氣，並不準王傑所奏，再不講什麼寬宥。

直隸總督胡季堂奏道：“自乾隆三十二年以後，一直未清的虧欠銀款竟然已達到一百四十四萬兩，歷任各官對這筆銀兩皆有染指，有一百三十九人之多，臣以為，應把這些官員全部捉拿，集中於省城，勒令他們賠償。”

嘉慶帝諭示道：“凡在任期間虧欠的官員，庫收應得銀數與實際庫存數不符合者，所欠款項，分別年限追補交定；若限期內補清，準其開復官職，否則分別情況給予處分。”

嘉慶帝的這個詔諭事實上並沒有也不可能得到貫徹，因為地方官員虧欠的面太廣。

新任湖北布政使孫玉庭奏道：“應盤查湖北全省倉庫究竟虧欠了多少銀子和糧食。應將那些虧欠數在一萬兩銀子以內的，先行革職離任，調到省城，勒逼其在一定時間內交完欠款。在一萬兩銀子以上的，立即參劾撤職，把其逮捕，追還欠款。”

孫玉庭的這個建議是在吸取了富森布和胡李堂的奏摺被否決的教訓後提出的。嘉慶帝覽過後，怕波及面太大，諭示道：“此事不可宣露於眾。”

嘉慶帝反而包庇這些貪汙犯起來！

不久，山東新任巡撫奏摺又遞到御前：

“山東各州縣虧空銀七十餘萬兩，究其原因，有的是因出差的官員路過，地方除供奉他外，招待浪費極為嚴重；有的是因為驛站分口，經費不夠；有的是因為前任官吏已故，交待難清；有的是因為應酬饋送，挪用捐墊。上司不能潔己，取給無度，下屬效仿肥己，有恃無恐。臣以為皇上應規定期限，勒令欠國庫銀兩者補交，對吏治須嚴加整肅。”

嘉慶帝一看，心想，這陳大文剛上任時已劾奏撤掉了二十多個官員，現在若再為積欠之事處分各州縣，虧空涉及那麼多官員，如何解決？新的山東州縣官員從何而來？於是答覆巡撫陳大文曰：“此事須徐徐辦理。”

王傑看皇上對這些事情的處理太過手軟，恐後患無窮，於是不顧年近八十，耳聵目昏，又上書曰：

“各省虧空之弊，起源於乾隆四十年以後，州縣有所營求，即有所饋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簡，較賄賂之等差，此豈州縣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