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不同尋常。她是一位神經學家，對哲學感興趣（她的前三任丈夫都是哲學家），而她頑固的法國加俄羅斯頭腦喜歡以文學形式表達她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她把她的理論描述成故事，並加上各種自傳性的評論。她避免了同時代的敘述性非虛構類作品新聞式的搪塞之詞。（“在一個明媚的4月的早晨，約翰？史密斯離開他的住所……”）她總是用人物原來的語言寫出外語對話，附上翻譯，就像電影字幕一樣。她拒絕為蹩腳的義大利語對話配上蹩腳的英語。①

本來沒有哪個出版商會理會她，但是，當時人們對那些少有的、能夠用人們半懂不懂的語言說話的科學家有一些興趣。一些出版商同意見她，他們希望她能夠成長，寫出一本“關於意識的大眾科學圖書”。她獲得了足夠的注意，以至於得到了拒絕信和偶爾的侮辱性評論的禮遇，而不是更為侮辱和貶低性的沉默。

出版商們對她的手稿感到很困惑，她甚至無法回答他們的第一個問題，“這是虛構類還是非虛構類？”也無法回答出版商出書申請表上“這本書是寫給誰看的”這一問題。他們告訴她，“你必須知道誰是你的讀者”以及“業餘作家為自己寫作，專業作家為他人寫作”。他們還要求她服從一個精確的圖書分類，因為“書店不喜歡感到困惑，他們需要知道往書架上的什麼地方擺這本書”。一名編輯小心翼翼地補充道：“我親愛的朋友，這將只能賣出10本，包括你的前夫們和家庭成員購買的數量。”

她在5年前曾參加過一次著名的寫作研討班，離開時覺得想作嘔。在那裡，“寫得好”似乎就是遵守已經成為絕對真理的教條，進一步加強所謂的“經驗”。她所遇到的作家對於過去的成功似乎都是以向後的角度看的：他們都試圖模仿《紐約客》刊登過的故事，而沒有認識到從定義上講，大部分新東西是不可能在過期的《紐約客》上找到範本的。就連“短故事”對葉夫根尼婭而言也是一個模仿的概念。研討班的指導老師以紳士的態度堅定地對她說，她的情況無可救藥了。

最後，葉夫根尼婭把她的主要作品《漫話遞迴》（A　Story　of　Recursion）的整個手稿貼在網上。它在那裡吸引了少部分讀者，其中包括一家不知名出版社的精明的老闆，他戴著粉色邊框的眼鏡，說著簡單的俄語。他提出為她出版這本書，並答應完全不改動她的文字。由於她在保持原文上的堅持，他只付給她標準版稅的很小一部分。這樣他簡直沒什麼可損失的。她接受了，因為別無選擇。

用了5年時間，葉夫根尼婭才從“毫無本錢的自大狂，固執而難以相處”變為“堅忍不拔、辛勤耕耘、極為獨立”，因為她的書慢慢火了，成為文學史上最大、最奇怪的成功之一，銷量達數百萬冊，而且獲得了評論界的稱讚。那家小出版社已經變成大公司，一名接待員會在來訪者進入主要辦公區時向他們致意。她的書被翻譯為40種語言。你到處都能看到她的照片。她被稱為某個所謂“一致學派”的先鋒。出版商們現在有個理論，“讀書的卡車司機不會讀為卡車司機寫的書”，並認為“讀者蔑視那些向他們諂媚的作者”。現在人們相信，科學文章會用方程式和術語掩蓋無聊和跑題，而一致性寫作透過以原本的形式表達思想，使之置於大眾的判斷下。

今天，葉夫根尼婭不再嫁給哲學家了（他們太愛爭論了），並且躲避媒體。在教室裡，主攻文學的學生在討論預示這一新寫作風格的必然性的許多線索。虛構類與非虛構類之間的差別太古老了，無法抵禦現代社會的挑戰。很明顯，我們需要矯正藝術與科學之間的分裂狀態。在事後，她的天分顯得如此明顯。

她之後遇到的許多編輯指責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