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就把目標定得太高，把自己定位為一名“經理人士”，並且在一些要求標明年薪的求職申請中，自吹自擂地寫上6萬~7萬美元。還有，也不知道是明智還是愚蠢，我沒有利用諸如“簡歷大放送”之類的服務。這些服務專案向你收取費用後，負責將你的簡歷隨機投送到數以千計的公司—我想，這一定會使那些公司大為光火。

事後看來，我的簡歷中處處是求職的硬傷，我說的是更新後的那份。在這一版本中，我把原先列為客戶的那些機構和組織謊稱為實際的僱主，以此來消除自己的職業空檔。比如說，事實是作為一種自由職業，為一所重要的新聞學校策劃大型活動，被我改編成作為客座教授，為公共關係系的學生授課，這倒是和實際情況比較接近（不過我教的是散文寫作，而不是公關，我的授課物件不是學公關的而是學新聞的）。我想，如果我以一個在諸多崗位上辛勤工作的員工，而不是以短期合同工的面貌出現，會更加有吸引力。當然，一個教師應該比一個自由職業者更有資格吧。但是，我選擇的這個特殊職業可能使我的簡歷被立即打入冷宮。可是我是到了求職的最後階段，才從G·J·梅耶的《憂鬱的經理人》一書中瞭解到，“學術汙點”是可能完全摧毀一份以公司為基礎的事業的。①

難以變動的那些個人特質，比如年齡，可能也對我不利。我的簡歷顯示，我40剛過一點。但是，即使相對年輕的身份也可能令許多潛在僱主敬而遠之。商業記者吉爾·安德烈斯基·弗雷瑟警告我說，一個40多歲的女人是不太可能被聘用的，除非有人要找一個“大媽型的秘書”。和許多其他人一樣，凱瑟琳·紐曼也報道過企業對僱員的年齡歧視。她引用一位華爾街經理人的話為例：“僱主們認為（如果你已經超過40歲）你的思想已經落伍；過了50歲（他們認為）你的可用資源已經被壓榨殆盡了。”然而，現在越來越多五十五六歲或更老的人還在工作或還在尋找工作，部分原因是退休金減少。勞工部估計，到2012年，55歲以上人群將從2002年佔全部勞動人數的14％上升到19％。

選擇，還是放棄（7）

另外一個劣勢是因為我所處情況完全出於虛構。一個正常的求職者會有一大堆關係，如在先前的職位上認識的人以及公司世界中的社會關係，一旦遭遇失業就可以拿出來求助。顯然，我不可能要求我的朋友們幫助我喬裝潛入到他們的公司裡，或者期望他們以自己的信譽向其他公司擔保。比起許多求職者，在這個陌生的環境裡，我更加孤立，需要自己去開闢出一些新的關係。

但是，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我花錢僱用職業教練，我廣泛遊歷，積極參加各種聯誼活動以及經理人求職訓練課程；我徹底改變形象，試圖把我向來生硬的個性軟化為更“易接近”和“具團隊精神”的形象（雖然並不那麼成功）；我不惜整天在電腦和電話前面虛擲光陰；我至少讀了一打教授如何交際、面試和自我推銷之類的書籍。的確，我還可以再花4　000美元找個麥卡錫這樣的公司來為我進行進一步的改進和包裝，並把我加入它的交際聯絡名單。但無論如何，我已然花費6　000多美元，用來聘請各種各樣的職業教練，遊歷全國，參加培訓和交際課程，購買書籍，並且在職位公告板上購買“精英”和“要客”位置。如果非要說說還有什麼完全不同的求職途徑，好像我遇到的那些求職者沒有一個知道。

正是因為存在著如此之多時運不濟的求職者，而他們中的許多人遠遠要比我獲得成功的可能性大，這才使我相信，自己的求職努力可能並非那麼差勁。我遇到的大多數人都比我有優勢，他們比我年輕，對這個企業世界和它的期待了如指掌，而且他們擁有相對來說沒有空檔期的簡歷。他們中的許多人，曾經管理龐大的團隊，執掌大筆的資金，從頭到尾醞釀和執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