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美國各地的教堂裡，各種團體貼出廣告，宣稱向失業人士提供實際幫助。但是，除了向代表他們的特定團體表示安慰，他們能做的也就十分有限了。在每一個這樣的模式中，任何關於經濟和企業管理的、具有潛在顛覆性的談話都會受到壓制。

我並不想說這種壓抑是有預謀的。沒有人頒佈告示，警告如果允許他們自由討論自己的處境，失業後不安分的白領將帶來革命性的威脅。但是，不管職業教練和聯誼活動的組織者是出於何種目的，他們的做法實際上是把人們的注意力從他們所面臨的難題，以及這些難題可能帶來的不同意見中分散出來。

比如說，我們常常得到的意見，最好是在一個朋友或教練的“指導”下，把求職當做一份工作來做，這種意見似乎是用來預防煽動性思想的。求職者的大部分“工作”，包括在網際網路上搜尋並且申請職位，已經被確認是毫無作用的，看上去除了填補那些可能被用來反思失業問題來源的時間外，別無他用。然後我們來考慮一下職業教練建議的，比網際網路求職更有效利用時間的方法：聯誼活動。正是聯誼活動創造了失業者之間團結的可能性、聚會的藉口、交流的平臺，並且可能讓他們還要討論一下共同的解決方案。但是聯誼活動的本質往往會削弱一個人和其他求職者間一開始的那一點團結，每個人不是被當做一個關係或求職經驗的來源，就是被當做一名潛在的競爭者。

然而在我參加過的許多次活動中，即使聯誼也往往讓人感到氣餒。我經常滿懷挫折感地離開一個好幾十個人的聚會，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職業或工作經歷，除非我在回停車場的路上拉住一個參加者問個明白。部分原因是因為大多數這樣的活動都包括大量的“資料垃圾”—金融資訊、網際網路資訊、目錄說明等等—根本沒有時間留下來進行非正式的社交。這樣的結果總是斷絕任何討論或個人經驗的交流。在我參加的聯誼活動和教練課程裡，人們常常會因為能夠與處在同一境地的人們聯絡起來而滿懷感激。“至少我知道，我並不孤獨”是人們常常說的一句話。但這些活動提供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相當有限！

最後，讓我們來研究一下不停地要求我們保持或發揚“贏者心態”的指示。不用說，在面試中，一個微笑、自信的人一定會比一個陰沉沉的人表現得好。但是有關指導的內容已經遠遠超出了在特定交流中的自我表現：他要求你切實地感到“積極”，像一個勝利者那樣。出於同樣的原因，你需要放棄任何“消極”思想，包括對失去先前工作的揮之不去的悔恨。正如我下面所引用的某個網站的警告，“如果你對自己的前僱主感到憤怒，或者抱有消極態度，它是會顯現出來的”。關於憤怒的禁令似乎不太可能孕育出真正的贊同或“康復”，而且它確確實實平息了關於體制的任何言論。那個令人痛苦的問題—當我為這個公司付出這麼多的時候，它為什麼還會將我拋棄？—還沒有問出口，就被制止了。

“職業過渡”產業限制失業者思考範圍、排除集體行動的可能性，所依靠的手段不僅僅是透過向求職者發出上述指令。在針對白領失業者的書籍、教練課程和聯誼活動中，求職者很快就會碰到一些敵意的理論，阻礙形成對其處境的大規模社會認知和理解。這些理論中，我所經歷過最囂張的是帶有濃厚EST色彩的、譴責受害者的理論。它的代表人物是帕特里克·諾勒斯，以及他向他的新兵訓練營參加者推薦的書籍。讓我們回憶一下那個新兵訓練營，參加者小心翼翼地提到訓練營之外以市場為定義的、由CEO統治的世界時，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