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類似的話中安黨人沒少寫，估計是被越來越嚴格的商稅給逼急了，南楚這幾年強力推行高商業稅低農業稅的賦稅制度，加上幾個試點城市都在效仿駐地的運營模式，支柱產業全部歸南楚管轄，除去報酬和其他必要的支出，其他所有收入都收歸國庫，效果還算不錯，畢竟給出的報酬很高，加上一旦消極怠工或者動了歪心思，不僅僅是自己丟了工作，還會連累子孫後代，從試行到後來正式確定下來，這幾個試點城市也不過用了半年時間，到現在都執行的不錯，南楚準備在總結了經驗教訓後，在南楚所有的城市都推行這種模式，這種模式對老百姓來說自然是再好不過了，會種田的去當農民，種好種壞都有銀子拿不說，種的越好，錢拿的越多，甚至還能拿到獎金，種的不好，有多少給多少，不用交稅，還會發各種東西，比自己種好不知道多少倍，朝廷萬一收了你的地，還會賠給你一筆錢，足夠你幾代人用。

不會種地的，可以去工廠，大部分人都想進兵工廠，因為待遇最好，要不就是生產廠，生產車輛機器什麼的，報酬也很不錯，再要麼就是去紡織廠和被服廠，收入不比前面兩個，勝在工作穩定，不用操心太多，也安全不少，如果都不願意做，可以選擇去軍隊服役或者去其他地方找個事情做，就是開車的人都還缺很多，更不用說開礦的修路造橋的，南楚的百姓如果願意到工程隊去做事情，收入是非常可觀的，比那些俘虜什麼的好十幾倍，在南楚這個地方，只要你肯努力工作，絕對不愁沒有飯吃。

在這種模式下，那種自己家裡有地還需要交稅的農民數量並不多，大部分農民要麼已經不是農民了，要麼就是不用交稅，可商人不同，南楚只抓了大頭，小頭還是放在小商販手中，隨著老百姓手頭越來越寬裕，經商也成了一條發家致富的路子，再加上南楚對經商的限制少了很多，子孫後代也不會因為經商的身份不能參加官員選拔的考試，陸陸續續的也有不少人開始自己經商，中安黨很多士族和商人就是看中了南楚越來越開放的經商環境，將各自手頭的銀兩都投了進來。

不出意外，這些人投入的每一兩銀子都給他們掙來了最少十兩銀子，嘗到甜頭之後，中安黨人開始想方設法的多撈錢，越多越好，畢竟開設書院也好，走動關係也罷，就是某個閒差也要不少銀子開路，手裡有銀子了，做事情的時候才不會總是束手束腳。

中安黨人自從沉迷到掙錢裡面去，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只要能夠掙錢什麼事情他們都做，經過一段時間的經營，他麼發現，想要掙大錢還是要從官員入手，要從稅收入手，南楚定下的商稅太高了，大楚的時候商稅是三十稅一，掙三十兩銀子只需要支付一兩銀子的賦稅，可南楚是十稅三，掙十兩銀子要繳納三兩銀子的賦稅，如果是從海外弄回來的東西，賦稅甚至達到了十稅六，這讓中安黨人很不能接受，如果稅收恢復到大楚時的三十稅一，那他們拿到手的利潤不知道能翻多少倍，怎麼想都覺得現在交的稅太多了，多的他們自己掙不到什麼錢了。

王勇也確實做了不少工作，到處去遊說，給出不少條件，比如分銀子什麼的，價碼也不低，只不過王勇這人習慣了撈錢，所有給出去的條件都被他颳了一層，明明中安黨給他說的是有願意做的分大頭給對方，自己留小頭，比如得了十兩銀子，給對方送七兩自己留三兩，王勇嘴上答得好好的，回過頭人家自己把所有的銀子都給扒拉到自己懷裡，碰上跟他較真的，他就扔幾個過去，反正是達不到標準的，這讓南邊三個府城很多想要投靠王勇的人熄了心思，他們不傻，相反，能夠在南邊十六國中脫穎而出的這些人沒有一個是好相與的，都是能不招惹就不要招惹的。

王勇發現有人在他背後告他小狀，給他穿小鞋的時候，已經晚了，上面的官員已經發現了王勇使用的那些小伎倆，不僅僅在熊若杉要免去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