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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吳，我今天和馳創的同事吃飯了。”格洛麗亞開心地說，“你知道嗎？你們那又新開一家餐館了，在家樂福的樓上。同事們說你回來了肯定會喜歡這裡的，有好多你喜歡吃的東西呢。”

我說，真的嗎？太好啦，你們那邊下雨了嗎？有風的聲音嗎？我說，我關在囚室和監倉的密閉空間裡，挺想念深圳春雨之下走在街頭的感覺。接下來，我告訴格洛麗亞我和加里科見面的事，我說有加里科的幫忙我很幸運，他高度認可我在監獄為案子做的準備工作。說到昨天加里科累壞的樣子，格洛麗亞感嘆不已。監獄電話每隔15分鐘自動中斷，我經過同樣的程式，再次接通電話。我告訴她我這個週末可以好好休息了。我告訴她我的肚子變小了，胸肌變大了。格洛麗亞開心了，她說：“老吳，我覺得你快回來了。”我說，真的嗎？她問我，如果回來見到大家最想做的事是什麼？我說我最想見到大家的時候，還穿著現在的囚衣，最好額頭上連聯邦犯人號也烙上，我希望在眾目睽睽之下，我一瘸一拐地出現在大家面前，場景與《飛躍瘋人院》中那個桀驁不馴的搗亂者傑克一樣，假裝呆傻，然後在眾人面前，眨眼之間恢復到原來生龍活虎的樣子。這樣，我想象著給大家一個驚喜。

格洛麗亞哈哈大笑。可當我給她講完《飛躍瘋人院》的結局，講到傑克是如何死的，講到那個印第安大個子是如何砸碎窗戶大步跨躍出瘋人院的，格洛麗亞嘆息中說我悲觀，我也若有所思。

總是在這樣的談話中，時間過得飛快。我們會忘記這竊竊私語中監聽者的存在。以前我們會在電話中諷刺監聽的人。有一次我是這樣說的，“嘿，那邊的，給轉告一下，關的住我的身體，關不住我的心，沒用的。那監禁別人身體的正在監禁自己的靈魂。”現在也習慣了，懶得說了，只當監聽者是怕見光的鬼魂，時不時電話中的“咔啦、咔啦”的竊聽開關的聲音表示這個鬼魂的存在。

本和我分手數月的格洛麗亞，因為我的案件又挺身而出，協調我在深圳的事務。案件的重大沖擊不僅沒有更加疏遠我們，反而讓我們更親密。就這樣，我們一個在白天，一個在黑夜；一個在美國聯邦監獄，一個在深圳自己的公寓；我們敞開心扉，互訴衷腸。當初，我和格洛麗亞分手之後，她受洗而信奉基督，不久後我則跑到美國，鋃鐺入獄。似乎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但此刻兩顆心卻透過話語聯絡在一起。

常常在電話悄無聲息地中斷之後，我還喃喃自語。良久，電話那端沒有回聲了，我才放下電話。對於犯人，任何一通電話，都寄託一份對自由的期待，同時增強在監獄生存的信心。

入獄之後我才發現，外面世界的一切都是那麼美好而令人嚮往。我有過在監獄吃一包煮過的泡麵猶如*般的刺激感受，但所有自由生活中，我最渴望的，就是自由自在的不被監視的說話的權力。不知是檢方有意無意的安排，在這聯合國般的聯邦監獄，我在輾轉呆過的五座監獄所處的監倉中，是唯一的中國犯人。孤身一人在異國他鄉的監獄，被當地政府作為國家公敵來對待，和祖國親人的母語溝通，對我就像電池充電一般，每次上午的電話打完，整天的牢獄生活都充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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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點45分　再監視（1）

“從牢門到窗戶是七步，從窗戶到牢門也是七步。”當年波蘭作家伏契克在二戰時德國納粹牢房中寫的名句照樣也適合70年後身處美國聯邦監獄的我。常常在踱步之中，在這斗室如困獸般的來回遊走之中，我回味造化弄人，因果無常。18年前，把我萬里迢迢從中國接到它的最高學府讀書，如今，在機場對我守株待兔，虎視眈眈，以莫須有的罪名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