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傳達室，說了宿舍沒人。我又沒時間等下去，就匆忙返回了。第二次去，宿舍有人，我直接上了樓，是那戴眼鏡的男生，見到我白眼珠子翻動半天，很難將眼前這個保姆跟他哥們兒聯絡到一塊兒，納悶地問上一句：家教都不做了，還在那裡搭夥混飯吃？問我什麼事，我支吾半天又說不出所以然來，狼狽而回。

隔了幾天，有個上午我接到了電話，是冼老師打來的，什麼也沒說，出口就問找他有事嗎？口氣很冷淡，好像什麼也沒發生。我覺得自己太自作多情了，臉上熱辣辣的，吞吐出感謝他的話來。

他口氣一樣很冷淡，說是見我大新年也沒穿件新衣服，就給我買了件，還叫我想想自己的出路，保姆那飯碗不好端。然後問了幾句混兒的情況，嘆了一口氣就沒再說什麼了。

我所盼望的音訊就這麼平淡，像一盆冷水澆得我手腳冰涼。

結果我還是鼓足勇氣最後一次進了北師大，那次也還是戴眼鏡的男生在屋，見到我說：三顧茅廬，諸葛小白臉該現身了。讓我等會兒，冼老師上圖書館借書，很快就回來。

我巴不得他沒在，急忙丟下那手套讓男生轉交就倉促離開了。

一個保姆和家教的交情就這麼結束了，直到我離開秦家也再沒有他的音訊。無可逃避的是，那些日子裡，我每天都在等著電話，希望聽到他的聲音，哪怕是一聲嘆息，但那聲嘆息再沒回蕩在我耳邊。唯有迴音在心谷飄蕩，久久沒有消聲。每當我穿起那件紅衣服，就回想起那嚴冬裡的一抹紅色記憶，溫暖的記憶。

我離開秦家是那年5月的事，“五一”放假，姜姐的母親在秦家住了下來，屋子裡一旦多出一個閒人來，那就免不了有閒話了。姜姐母親參與到家務中，我顯得有點礙手礙腳了。所謂物有所值，我那600元的工錢與付出的勞動量顯然不對等了。我也意識到自己的價值在下跌，姜姐口裡不說什麼，可眼神告知了一切。我有自知之明，保姆的價值體現就是忙碌，當我覺得自己快淪喪為一個遊手好閒之徒時，便該是離開的時候了。

秦家人對我的離去感覺水到渠成，很自然，也就沒有假惺惺地挽留，倒是混兒一句話讓我偷偷滴下幾行淚來，他說：來生要是有姐姐，蓮子就做我姐姐吧。

阿蓮的故事　96（1）

再次回到我的大本營——老太太家。我開始厭煩這種居無定所的職業了，儘管每次都是自己主動退出，強撐臉面，以示受僱者也有自知之明。可秦家已讓我失去做人的尊嚴，每當想起那回自己厚顏無恥央求姜姐，我都感到無地自容，感覺那是陌生的自我，犧牲了自尊，換取別人的憐憫，只求得飯碗，形同乞丐了。

乞丐乞討方式有多種，不同的領地決定不同方式，小時候在村子裡見過不少，春節期間是常有的事。那時候村民再窮，只要有人敲開自家的門伸進一口破碗來，無須多言，只要自家有米下鍋，都會朝碗里加些米飯。那情形不像是對陌生人的施捨，而是給鄰里救濟。所以穿著再破的要飯人，無須乞求的，因為村民懂得尊重別人，即便是乞丐上門。現如今，失去信任的社會，就算你在城市大街小巷三叩九拜，流出血來，也不見得有多少人給你投擲硬幣，不勞而獲尚且不說，關鍵是有人懷疑你的真實身份。用出賣尊嚴換取同情，已淪喪為求財方式，謀生手段。與之相反，能有一技之長，會吹拉出調子的樂手式的乞丐能得到更多的毛票。原因不在於身份是否真實，而是付出了勞動，屬於賣藝範疇，容易取悅於人。我在秦家的角色，既不是過去鄉村的討飯人，也不是現在城市裡的賣藝人。在姜姐面前，我就是個乞討者，乞求勞動的機會，用勞動和尊嚴來換取飯碗，勞動與收穫是等價交換，尊嚴卻無價，尊嚴在我眼裡就像街邊磕頭的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