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秦軍滅亡趙國後，把趙國改為鉅鹿郡，並封郭開為上卿。郭開準備到咸陽去當官，把家中的金銀裝了幾十車，大搖大擺地走上了西行的大路。然而，正當他搖頭晃腦，渾身舒服的時候，埋伏在路邊的李牧的軍士們一擁而上，不但搶走了郭開的所有財物，還把他的頭也割了下來，可見奸臣終難逃脫覆滅的下場。

尉繚本應是魏國的軍事家，《漢書·藝文志》載有雜家類著錄《尉繚》29篇，兵形勢家類著錄《尉繚》31篇。今已不見其文。但是，這樣一位很有成就的軍事家，同樣在魏國發揮不了才能，只好西行人秦。可見六國的敗亡有著歷史的必然性。

《尉繚子》繼承並發展了《孫子》、《吳子》等兵書的軍事思想，且具有戰國後期的時代特點。在戰爭觀上，它反對用唯心主義的天命觀指導戰爭，提出“天官時日，不若人事”的進步觀點；認為戰爭有正義與不義之分，反對不義之戰，支援正義戰爭。主張“王者伐暴亂”的戰爭要以“仁義”為本；認為“兵者兇器也，爭者逆德也”，既要慎戰，又不能廢戰。這些主張與秦王嬴政的思想顯然是矛盾的。所以，在統一戰爭的具體進行過程中，秦王與尉繚會不止一次地發生衝突，在具體的戰役中，秦王不讓尉繚參與，而是親令受其思想影響嚴重的秦軍將領們依照秦國一貫的殘暴手段打擊六國。所以秦軍將領們在統一過程中個個都留下了“美名”，如王翦、王賁、李信、蒙武、楊端和、內史騰等，而身為國尉、執掌全國軍隊的尉繚卻在此時出現空白。他還注重戰前思想、物質和組織的準備，主張“權敵審將而後用兵”，“凡興師，必審內外之權，以計其去，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注重奇正的靈活運用，認為“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主張集中，認為“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進攻時，主張出其不意，先發制人；防守時，主張守軍和援軍要中外相應，守與攻相結合。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尉繚子》殘簡六篇，另有唐魏徵《群書治要》輯《尉繚子》4篇，對考校此書，研究其人均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