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上的痛苦。”謝燁已離世人遠去，我們已無法猜度死者彌留時的心思。也許如王曉玉所說的夢醒之後晚到的徹悟，也許她依然在夢中，為終於殉了那份理想而自慰。暫且撇開價值評價，從人道角度出發，我寧願是後者，這樣也可以多少減輕死者臨終前的痛楚。

這是中國最後一代理想主義者的悲劇，儘管是以那樣一種極端的形式演給我們看。在今天這樣一個物慾橫行、精神失落的時代裡，它的意味是異常複雜的。我們需要精神的烏托邦，以顯示人類文明自我批判和超越精神的永恆價值。但我們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將這種精神的烏托邦直接還原為現實，以詩意的世界去整合世俗的世界。詩意與殘忍，僅僅只有一步之遙，類似的烏托邦悲劇我們已經看到得太多太多：法國的大革命、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美國的“人民聖殿教”……這次不過是在一個孤獨的小島上、一個孤獨的詩人那裡重演了一遍而已。悲劇的語境不一、角色不同，但性質卻總那麼似曾相識。

詩的魅力是永恆的，但萬萬離不得這個遠不美好的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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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鐵生：另一種理想主義（1）

這就是史鐵生的理想主義，一種個人的、開放的、寬容的、注重過程的、充滿愛心的理想主義。它以虛無為背景，又超越了虛無，它是人生悲劇中的微笑，荒謬命運中的浪漫，俗世社會中的精神烏托邦。

一個世俗社會的來臨，總是伴隨著一場深刻的精神危機。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個人如何獲得生命的意義，重建人文關懷以及堅守理想主義的立場，成為中國知識分子關切的中心問題。從人文精神的討論，到“二王”（王蒙與王彬彬）和“二張”（張承志與張煒）之爭，人文精神、理想主義、精神家園一直是爭論的關鍵詞。作為高擎理想主義旗幟的堅定旗手，張承志和張煒因為其激烈的反抗世俗立場幾乎吸引了公眾的所有視線，而那些更具思想價值和建設意義的人物卻落入了被忽略的寂寞命運。而歷史的經驗經常提醒我們，在一場萬眾矚目的文化思潮中，浮在表面的、風頭最勁的，有可能是曇花一現的思想泡沫，而在波濤下面的沉靜之處，倒常常可以發掘到跨越時代的精神金礦。

史鐵生，就是這樣一個被嚴重忽視的人物。

他一度被列入所謂“抵抗投降”者的行列，但這不啻是一種嚴重的誤讀，史鐵生的姿態與其說是抗議的、批判的，不如說是沉思的、建設的。在理想主義重建的意義上，史鐵生留給我們的，是比張承志、張煒多得多的東西。

從年齡來說，1951年出生的史鐵生屬於紅衛兵一代。這是理想主義的一代人，他們後來的許多行為都可以在青春時代找到早年的蹤跡。儘管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這代人對自己青春期的幼稚、衝動和迷惘有過痛心疾首的懺悔，但尚未來得及進行更深入的歷史清算和理性反思，到90年代初，面對市場經濟的洶湧浪潮和信仰虛無主義的泛起，張承志等一批老紅衛兵就再度舉起理想主義的旗幟，匆匆上陣應戰。應戰的姿態是悲壯的，但所用的武器卻是那樣的陳舊，幾乎只是60年代青春期的翻版，以至於缺乏足夠的思想魅力和現代價值吸引新一代的年輕人。人們敬佩的只是張承志的血性人格，但對他與張煒那種偏激的、紅衛兵式的道德理想主義或多或少持有某種保留的意見。

在紅衛兵一代中，史鐵生也許是極少數能夠超越自身、具有現代意識的作家。他與張承志同樣至今仍是一個堅定的理想主義者。但與前者不同的是，史鐵生的理想主義不再以群體為本位，而代之以明確的個人立場；生命的意義不再與歷史的或形而上的終極目標發生關聯，而是對虛無困境的戰勝和超越；他的理想主義也不再是咄咄逼人的、侵略性的，而是溫和的、寬容的、充滿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