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種種政治烏托邦、道德理想主義在人間播種下始料不及的罪惡以後，信仰上的虛無主義開始在青年一代中蔓延。虛無主義對理想主義的挑戰，逼得我們在重建個人信仰的時候，必須回應這樣的問題：如何避免理想的烏托邦在實踐的過程中再次破滅，再次陷入虛無的迴圈？張承志、張煒在重構自己的理想主義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他們對抗虛無，卻繞開了虛無所提出的問題，仍然將理想實有化，將信仰同一種歷史的或形而上的具體目標相聯絡。在建構信仰的方式上，他們仍然是傳統的。這樣一種重建，並不能徹底戰勝虛無主義，也無法為新生代提供重建信仰的示範。

史鐵生就不同了，他所重構的理想主義整體上超越了紅衛兵一代的思想侷限，回應了虛無主義的尖銳挑戰。這種回應說來也很簡單，首先是承認虛無，隨後超越它，戰勝它，在信仰的廢墟上重建理想，獲得生命的意義。

一種脫胎換骨的人生轉變，往往肇始於一個偶然的事件。如果沒有21歲時驟然降臨的雙腿癱瘓，我們很難設想史鐵生能夠比同時代人跨越得更遠。生理的殘缺使得生命的意義發生了問題，是生，還是死？只有當人被逼到考慮生死的時刻，才有可能在精神上獲得新生。加繆說過：“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殺。”這種純粹個人性的精神危機，要比那些群體性的精神危機真切得多，也更有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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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鐵生：另一種理想主義（2）

在深刻的絕望之中，史鐵生髮現生命的偶然和苦難的無常。殘缺和苦難，就像人的出生一樣，都是偶然的，無法自我把握的。人的命運被偶然之網所籠罩，人生充滿了荒誕感和虛無感。在當代中國作家之中，史鐵生是最具荒誕感的作家之一，這使得他與自己的同代人有了某種精神距離，而與新的一代發生了思想接榫。

史鐵生感到，人有三種根本的困境：一是孤獨，人生來註定只能是自己，無法與他人徹底溝通；二是痛苦，人生來有無窮的慾望，而實現慾望的能力永遠趕不上慾望的能力；三是恐懼，人生來不想死，但總是要走向死亡。這些困境是永恆的，無法克服的，它們構成了虛無感的人生背景。每一種困境都意味著生命的殘缺，人生註定是殘缺的、荒謬的和不圓滿的，即使我們人為地進行好運設計，最後也會沮喪地發現它並不存在。

在閱讀史鐵生的時候，常常會使我們想到加繆。加繆認為荒謬是人與世界之間聯絡的唯一紐帶，荒謬是不可能被消除的，人只能帶著裂痕生活。但是人必須超越荒謬，在荒謬的生活中獲得意義。史鐵生也是這樣。他意識到人生的困境和殘缺，卻將它們視作獲得生命意義的題中應有之義。如果沒有孤獨，愛就失去了意義；如果沒有慾望的痛苦，就得不到實現慾望的歡樂；如果人永遠不死，那麼人生就像波伏娃的名著《人皆有死》中那個死不了的福斯卡那樣，變得乏味透頂。生命的殘缺，人生的虛無狀態，反而為人戰勝自己、超越困境和證明存在的意義敞開了可能性空間。

人的生存是荒謬的，沒有任何理由的，但在一個理想主義者看來，必須賦予它以意義，必須有東西證明它的意義。“只有人才把怎樣活著看得比活著本身更要緊，只有人在頑固地追問並要求著生存的意義”。對生存意義的追問，是人文精神的骨髓所在，也是人區別於動物的主要標誌。人必須選擇一種東西作為生存意義的證明。史鐵生選擇的是寫作。但是，寫作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存在？如果作為一種生存的目的，作為一種具體的、功利的目標，那麼人就會被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