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靜的不足。他一生不得休息的狀況，現在要來算帳了。儘管他不斷表示相反的願望，但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對於“那些迫切要求改變和完善的事情”來說，的的確確是其一切圖謀、規劃和期望的程序中大變遷的年頭。這些事情分佈在地上、地下、海洋和天空。他曾用五種語言在日記、報告、草圖和信件裡，在詩歌和散文裡，以及在數字和統計表裡，親手將這一切寫了下來。在他生前最後的兩年中，大量檔案都注有日期，只有幾周時間的間隔，那是由於他從聖雷莫到巴黎、布魯塞爾、蘇黎世、柏林、漢堡、倫敦、斯德哥爾摩和博福斯進行沒完沒了的巡視旅行，以及由於到埃克斯累班和卡爾斯巴德等休養地而中斷的。在這些休息所裡，他由於病症日趨惡化而去瞧醫生和專家，然而，他對他們的勸告既不相信也不遵守；他的信件還證明，他對於一項為了“很好地休息和關心我的健康”的決定，也從未照辦。

但任何事情都有一個界限。這位現在將近六十三歲的人，幾十年來那種永不枯竭的智力和一往無前的精力，使得他周圍的人感到驚佩。似乎難以置信的是，他的意志力量和堅忍精神竟然能將被他無情使用的這艘破船維持得那麼長久。

諾貝爾在一八九六年同索爾曼一起度過了他最後一個夏天和秋天。當他在比耶克博恩和博福斯鼓勵和指導廣泛的技術工作時，他被那裡懂得的助手們看成是一個內行。九月份，他的哥哥羅伯特死了。他自己在遭到他稱之為“尼夫爾海姆鬼魂的來訪”的病痛（嚴重的偏頭痛和血管痙攣症）後，他終於明確認識到必須採取措施。他到南方並在巴黎請專家進行了診斷。他被告知說，他得的是一種厲害的心膠痛症，因此他必須絕對休息；這句話所掩藏的意思是，現在是準備後事的時候了。

現在舉世皆知的他那份處理身後財產的遺囑，是在一八九五年患病初期起草好了的，並且存放在他出生的城市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裡。這件事可以被看成是他認為自己真的屬於那個城市的暗示。他現在想：有必要與一兩位可靠的朋友，包括路德維格的兒子、他那位在聖彼堡石油公司當頭頭的侄兒伊曼紐爾，談談這件事，然後去一趟巴黎。醫生們的判斷，還使他採取了在那種情況下很不平常的另外一些行動；這些行動別的姑且不談，卻一點也顯示不出諾貝爾在臨死前的思想痛苦：他親自仔細地監督了當時在聖雷莫公園為索爾曼一家建造的一座別墅；他賣掉了為自己在聖雷莫拉車的馬匹，並且在巴黎買下了三匹新馬和漂亮的馬具來替代它們。

除了象通常那樣堅持寫日記外，他還把時間花在最不尋常的寫作上。他穿著睡衣，頭痛地坐在那裡，忙著趕寫一部受到雪萊影響的悲劇《復仇的女神》，以及在創作一部以不久前那場使他非常傷心的線狀無煙炸藥訴訟案為背景的劇本，他給這個諷刺劇取名為《桿菌發明專利權》。這是兩部最奇妙的著作，在很多方面反映了作者的典型性格，包含著揭露生活和人物的痛快淋漓的哲學語言。

此外，他每天還要就多樣的生意計劃及複雜的化學處理親手寫下十幾封信。他於十月份在給索爾曼的一封信裡寫道：“說起來就好象是命運的諷刺，我必須遵命服用硝化甘油。他們把它稱為三硝酸酯，以使藥劑師和公眾不致害怕。”

他的最後一封信是於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