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從歷史和軍事觀點看，拒絕蘇軍1943年1月8日的投降建議，不僅是德軍最高統帥部和&ldo;頓河&rdo;集團軍群指揮部，也是第6集團軍指揮部及其各軍、師指揮員對人類犯下的滔天罪行&rdo;。

n&iddot;維德爾的看法也與此略同。&ldo;任何軍事戰略觀點都無法證明人類的巨大犧牲、無可挽回地損害了被包圍者的尊嚴是無罪的：在類似情況下，他們是不道德的&rdo;。他繼續說：&ldo;希特勒親自阻止我軍投降。1月9日，保盧斯書面拒絕了蘇軍指揮部的建議，以後，有關這個問題的無論什麼訊息都禁止我們傳到部隊，但如果蘇聯軍使靠近我們陣地，向他們進行突然襲擊的命令可以例外。正是集團軍司令部用無線電傳給我們的這最後的一道命令，使人們對我們指揮部的意圖不再有任何懷疑。

……說到這裡，我又想起了希特勒關於德國士兵不可戰勝的那些華麗辭藻，似乎對德軍士兵來說沒有什麼辦不到的事情。當然，即使有投降的想法也是與作為最高統帥的&ldo;元首&rdo;的威望水火不相容的。就在我們陷入合圍圈前不久，他就莊嚴地宣誓(現在這誓言已成為恥辱)：&l;我敢向你們擔保‐‐我還要強調一下，我們要認清自己對上帝和歷史應負的責任‐‐我們決不撤退，任何時候我們也決不撤出史達林格勒&rdo;。現在我們真的與頓河草原結下了不解之緣、命運到底如何該在這裡見分曉了&rdo;。

戰後，即1945年9月，Ф&iddot;保盧斯這樣解釋自己在史達林格勒戰役後期的行為：&ldo;我是一個士兵，我堅信只有服從才是為自己的民族效力，至於說我部下的責任，從戰術觀點看，那就是他們在執行我的命令時，處於迫不得已的狀態中，就象我被束縛在總的戰役態勢和上司向我發來的命令之中的境況一樣&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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