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起之前，他已經針對《中央學會法》以及《互選細則》擬定了兩種策略，一種是直接爭取原京師法律學堂的高等院校地位。奈何孫元起是靠教育起家，他的人生軌跡幾乎與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完全重合，對各所院校的來龍去脈可謂瞭如執掌。第一輪較量剛剛開始，王錫鑾便被孫元起直接ko。

另一種則是迂迴爭取原北京法學會對全國法學界學者著述評判的資格。根據《中央學會法》規定，有專門著述經中央學會評定者也具有互選資格。所謂“著述”，這個定義就寬泛多了，無論是譯作、教材還是專著、論文，無論摘抄、彙纂還是翻譯、撰寫，都能算在著述的範疇。如果由北京法學會把持著述評判大權，他們完全可以把自己編輯出版的《法學會雜誌》中論文全部算成著述。

儘管孫元起掌管學部數年，對教育界情況一清二楚，但比較陌生的法學領域出現一個十多二十人的地方小學會、編輯出版幾期上不了檯面的雜誌，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甚至連上報紙的資格都沒有，孫元起又怎麼可能會知道呢？王錫鑾真是利用坊間對於此事的不瞭解，才一步步把孫元起誆進自己設定的陷阱裡。

端的是好算計！

儘管孫元起對王錫鑾的手段有些反感，但對北京法學會還是頗為讚許的，在這個年頭能夠主動組建一個專業性學術團體，並創辦研究所和編輯出版雜誌，真還得對專業有些興趣和研究才行！這種人或許學術水平不是很高，但他們的責任感正是創立中央學會最需要的京師，而且當前所有學科都處於萌芽狀態的情況下，也不可能苛求過多。

孫元起道：“中國法學會作為中央學會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學部的當然成員，以後由中央學會資助也在情理之中。只不過將北京法學會整頓升格為中國法學會之事，卻大有商榷餘地。”

“這是為何？”王錫鑾皺眉道。

孫元起答道：“誠然京師法律學堂和北京法學會在中國法學發展史上都具有發凡起例之功，但它們能否代表中國法學、組織中國法學會，這還很有疑問。就孫某所知，僅宣統元年（1909）學部總務司統計，全國便有法政學堂47所、學生12282人，分別佔學堂總數的37％和學生總數的52％。這些學校有所著述的學者能夠對京師法律學堂和北京法學會衷心服膺，唯你們馬首是瞻？只怕京城地面上的北京大學、經世大學、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等學校的法學師生首先就不服！

“此外還有留學海外的學生。僅宣統元年到三年這三年間，赴歐、美、日的公費和自費法學留學生就有958人；若是算是以前的年份，總數不下兩三千人，其中不乏伍文爵（伍廷芳）、王亮疇（王寵惠）之類的名校法學博士。他們又會對你們服氣？莫要讓你們京師法律學堂和北京法學會成為法學界的笑柄！”

王錫鑾這才默不做聲。

孫元起繼續說道：“當然，韌盦兄提出的建議很是很具有可行性的，而且你們京師法律學堂和北京法學會的先導之功也不能忽視，不如由你們召集京師地面上的所有法學專業師生，對有專門著述而又不具有互選資格的學者進行評述，最終選出不超過合格參選人數二十分之一的學者作為你們北京法學會的會員。你們法學學人素來以嚴謹和公正著稱，想來制定的方案、選舉的結果都非常公允。等你們選舉成功，還可以將此經驗推廣到其他省份、其他專業。”

京師法律學堂總共不過500名左右的畢業生，即便人人都有著述、人人都來參選，按照二十分之一的比例也只有25人當選北京法學會的會員，還要再參加全國法學會的選舉，最終必定無法操縱選舉的結果。

王錫鑾低著頭想了片刻，才悶聲答道：“謹遵孫先生吩咐！”（未完待續。。）

三九九、繫馬高樓垂柳邊（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