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亡國之君，或失於剛暴，或失於柔懦，……柔懦者，或權臣、或國戚、或宦寺、或女謁，大權一失，威福下移，身雖苟安於一時，而至子孫未有不亡者，是柔懦之亡國又甚於剛暴也。＇49＇

所以皇上常常使用“寬嚴相濟”的詞語。就此而言，它主要表現為一種政治手腕—權謀層次的東西，一種行政作風的區分。因為在實際政治中，一味寬柔勢必啟臣下窺伺之心，如乾隆元年三月上諭所云：

目前奏摺諸臣，一則曰請寬某件云云，再則曰請寬某件云云，……夫不論其與吏治民生，有益與否，而但覘上之意，以為奏摺辦事之張本。

元年五月戊午諭：

朕御極以來，所辦之事，雖有數件從寬，特因體恤下情，於應從寬者始行從寬耳，……朕諄諄訓誡，而諸大臣等不能仰體朕意，惟逞私臆揣測。

並於日後在《御批綱鑑》中說：

倘滑吏刁民窺見意旨，交通惑聽，流弊伊於何底？＇50＇

宋神宗勵精圖治，王安石遂以新奇可喜之說雜沓並進。漸至海內棼然，民生重困。蘇軾雲：待事之來然後應之。深得致治大體，不止為當時藥石。＇51＇

終於透過實踐體悟到“《傳》雲：不密害成”，＇52＇以及“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53＇事前不存臆見於胸這樣一些道理。＇54＇

不過，這樣的“寬嚴之辨”和儒家崇拜的“寬政”，已不是同一個層面上的東西。他在《經筵御論》裡寫道：

夫子歷論堯舜禹湯武王授受之旨，而統之曰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寬敏信公乃聖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寬為首，……《左傳》記夫子之言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蓋因一時為鄭而發此補偏救弊之說。若夫聖王出治，舍寬其何以敷政寧人之本哉？＇55＇

雍正十三年十月庚寅，上諭：

寬厚二字，非可一概視也。厚民生，紓民力，加惠於兵丁，施恩於百姓，乃為寬厚。朕所以仰承先志，而日夜孳孳者此耳。若夫姑息以養奸，優柔以縱惡，聽若輩貽民害而蠹國事，以待善良者待奸蠹，則適所以成其慘刻殘忍，而為不寬厚之尤者也。

表明所謂“寬”的對立物並不是“嚴”。＇56＇

從這一角度說，皇上從來沒有改變他的初衷，這特別表現在對國計民生問題的處理上。乾隆十六年江西巡撫舒輅奏：江西省夏月溪澗水發為患，例繫有貸無賑。今則無論夏秋，一遇水發，地方官即攜銀前往撫卹。在小民以為例當如是，望恩幸澤，無有饜時，所費實多無益，亦於風俗有關。六月辛酉，上諭：

舒輅此奏非是。他方偶遇旱潦，雖屬偏災，而所關於民瘼者甚重。竭力補救，尚恐小民或有向隅。……豈得因愚民望澤無饜，豫存裁抑之見？況今當國家全盛之時，……庫有餘帑，倉有餘粟。何必以一方偶需賑恤，鰓鰓計較？且朕宵旰勤求，恫瘝在已，時切於懷，亦何忍以嗷嗷待哺之窮黎，撙節錙銖升斗之米？……舒輅著嚴行申飭。並將此通行各督撫知之。

多年後在《御批綱鑑》（卷14）中寫道：

賈誼首議積貯，晁錯繼之以重農貴粟。其言雖雜，出於管、商，然崇本抑末，實為足食之源也。

昭槤《嘯亭雜錄》亦云：

純皇憂勤稼穡，體恤蒼黎，……地方偶有偏災，即命開啟倉廩，蠲免租稅，六十年如一日。＇57＇

如乾隆十八年，以高郵運河之決，撥米穀一百十萬石，銀四百萬兩，賑江蘇災；＇58＇五十年，各省荒旱賑恤，用去帑銀一千四百餘萬兩，＇59＇甚至超過乾隆八年兩江大災所用數量。

就此而言，“收斂”只是一個“頓挫”，而非一路下滑。儘管有些變化並非是一時的，如施政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