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這件事，再一次嚇到了清廷，因為除了法國，當時法、英、美、俄、普、比、西7國聯合向清廷提出抗議，各國派軍艦到大沽口外威脅。

辦完教案後，李鴻章最優先處理的就是防務問題，大沽口炮臺是不能用了，許多大炮還是明朝的大炮，長期無人管理，鐵炮生鏽者頗多。

於是李鴻章也要買炮，他傾向於德國炮，沒別的原因，就一點，德國打贏了法國，打贏誰都不好使，就打贏法國好使，因為法國領事豐大業的態度，確實讓滿清上下對法國人沒有丁點好感，太驕橫了，見崇厚這樣的大臣竟然都敢掏槍，這讓滿清掌權者失去了安全感。

李鴻章一直跟劉勇強保持良好的私人關係，但他現在跟劉勇強通訊都很謹慎，信中從不落款，也不寫親筆信。因為他要避嫌，他上任北洋，坐鎮天津，劉勇強就在大連，他卻一次都沒來大連看看。

劉勇強的名字不但在福建臭，在清廷這邊自然更臭。連人家的龍興之地都搶走了，能不恨？只是沒人戳破罷了。

但他的身影越來越大，已經無法繞過，時常出現在清廷朝儀中。有人拿他跟李鴻章等洋務派作對比，借劉勇強無可辯駁的臭名聲，試圖打擊洋務派的政策，將洋務派跟劉勇強畫上等號。

李鴻章出口辯駁，他說他們這些修建機器局、造船廠，跟福建那邊還是有區別的，那邊是直接讓洋人辦，屬於洋化，他們只是洋務，學洋人之長，補中夏之短，決不可混為一談。於是劉勇強和他代表的勢力，開始被安上洋化派這個標籤，意思是要以中化洋，以夷變夏。

李鴻章專為這件事寫信致歉，說本意並非有意中傷，實在是以訛傳訛。

這導致洋務運動中出現了三個派系，清流代表的守舊派或叫頑固派，跟慈禧一黨，權力不大但影響很大，因為他們高談闊論比較厲害，有很大的輿論影響力；然後就是洋務派，清廷的李鴻章、左宗棠是代表人物，福建的沈葆楨是代表人物，大多出自湘淮軍體系，很多人都不是科舉出身，寫文章或許不行，但比較務實；現在冒出了劉勇強代表的洋化派，一出現就成了保守派和洋務派共同攻擊的物件。

劉勇強債多不壓身，福建人都罵他了，他計較不過來。

反而回信讓李鴻章不妨步子邁的大一點，師夷長技以制夷，既然能用洋人的技，為什麼不能用洋人的人呢。海關總稅務司赫德不就用的挺好，給大清貢獻了那麼多財政，換任何一個清廷官員在那個位置上，恐怕都收不到那麼多關稅。

李鴻章感慨，束手束腳，不敢請太多洋人，一怕洋人生事，二怕清流攻擊，機器局請太多洋人都常常遭人詬病，絕不敢將洋務交給洋人去辦。李鴻章還認為，洋務這種國之大器，必須操之朝廷之手，反過來勸說劉勇強不要那麼信任洋人。

他跟李鴻章完全是兩個時代的人，李鴻章只是比當代人稍微邁進了一點，劉勇強則是邁出了兩步，他的有些觀念，洋人聽了都要冒汗。

跟李鴻章的頻繁通訊中，得知李鴻章要重建大沽口炮臺，劉勇強立刻將資訊傳給大連造船廠，希望他們能拿下這筆業務。李鴻章要買的大炮可不是一門兩門，而是一兩萬門，滿清沿海要塞都換上後膛炮的話，這是一筆超千萬的大訂單。

可惜失敗了，李鴻章為了避嫌，寧願選擇德國。這筆買賣似乎註定只有克虜伯才能做。

劉勇強也想要克虜伯的大炮，但更想要技術，就演算法國炮差一點，人家給技術，他也要用法國的。

所以當施耐德開始在本溪建廠，他大力支援。告訴法國人，一年內交付要塞炮之後，海軍艦炮的更換也交給他們，艦炮跟要塞炮有時候就是一種炮；這算一項對賭，施耐德異常積極，只用了半年時間，就建好了一座佔地3000畝的大工廠，其中包括冶煉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