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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長期以來為我們所稱道的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則不必過高估量，相反，更應該看到它的消極性。民未必為貴，正如同君亦不必為輕，在民主社會，君既然來自民，復又歸於民，它們本身就應該是平等的。這裡可取的是“社稷次之”，民與國家的關係，只能是民以為重而社稷其次。至於它的消極性，在於從孟子的“君為輕”可以抵達“誅一夫”。當齊宣王問他如何看待“湯放桀，武王伐紂”時，孟子認為這不是“臣弒其君”，而是殺一個殘暴的人。亦即，當“為輕”的君不以民為本甚至對民殘害時，民是可以透過暴力來改變政權的。這樣的思想是民本邏輯的延伸，但它和民主、民權卻風馬牛不相及。民主國家不打仗，它是透過合法程式解決政權的更變。孟子的話是在為“暴力”造勢，為“革命”提供合法性，而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解決政權更替從而導致暴力迴圈，應該是吾族兩千多年來的一個歷史頑疾。

一句話，從儒家的民本思想是走不到民權路子上去的，今天的新儒家試圖從傳統中挖掘民主資源恐怕也只是良好的願望而已。至於胡適說“吾國言民權者如孟子，惟無所取法，故其於民主立法之說寂然無聞。吾輩有歷史觀念者，未可遂厚非古人也。”（同上）這裡並非厚非古人，沒有人要求孟子有“民權”意識。但，胡適假借“歷史觀念”，實則觀念不清，以至把古典的“民本”頂缸為現代的“民權”，這裡卻不能不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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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自由國度裡的非自由一幕

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兒子游美時，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世界學生會曾打算請他來校講演，但，哥大俄文科教長普林斯教授因為不喜歡託氏的理論，從中阻撓，命大學書記禁止世界學生會用大學講室為會場，遂使這場講演流產。於是，托爾斯泰之子說了這樣一段話，胡適記了下來：

“我還以為我剛才是回到了俄國，而不是在‘自由’的美國。更為糟糕的是，我原打算作的演說正是去年十月我在莫斯科所作的，而該演說當初是事先經過警察長同意了的。”

“錯”將美國為俄國，好聰明的諷喻。筆者不知道胡適所說的“大學俄文科教長”是俄文科的教長，還是教長是俄人（裔）。看起來是後者。本來，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表達的權利：這是歐美自由主義的通例。然而這位普教授卻動用手中的權力來阻撓別人的言論，這種事想來俄人比英美做起來可能性更大些、也更擅長些。但這樣的事發生在美國，正如胡適說：“此不獨本校之辱，亦此邦之羞也”。

1917年夏，胡適乘日本皇后號回國，時，托爾斯泰的兒子伊惹託·托爾斯泰公爵也在船上，住頭等艙。胡適在二等艙，二等艙同時還有一批自美反俄的俄國人，都是些革命志士。他們請託公子來二等艙講演，於是，在哥大未得演說的公爵來這裡發揮了一通乃父的思想，無非是不抵抗和非攻。時正一戰期間，託氏演說畢，有過激烈的爭論，胡適因不諳俄語，雖旁聽而未能明其意。

三十四　袁世凱、還是威爾遜

一箇中國總統，一個美國總統，在什麼情況下這兩人可以成為一種並置的選擇？

“王壬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