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割取自己身上的肉去喂鳥，遍體流血卻顏色不變，又有僧人自以鐵鉤掛體，燃點千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在這樣的狂熱下，那時的僧尼道眾、廟宇寺院也是遠多於現在，而且那時的僧尼還享有很多的特權。然而盛極必反，宗教也一樣。

北魏太武皇帝之時，由於沙門歷來可以免除租稅、徭役，所以銳志武功的魏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下詔，凡是五十歲以下的沙門一律還俗服兵役。他還聽信宰相崔浩的勸諫，改信寇謙之的天師道，排斥佛教，並漸次發展為滅佛的行動。

魏太武帝的廢佛行動，始自太平真君五年的彈壓沙門，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養沙門，並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門，若有隱瞞，誅滅全門。翌年，盧水的胡人蓋吳在杏城起義，有眾十餘萬人。七年，太武帝親自率兵前去鎮壓，到達長安時，在一所寺院發現兵器，懷疑沙門與蓋吳通謀，大為震怒，下令誅殺全寺僧眾。崔浩趁機勸魏太武帝滅佛，於是太武帝進一步推行苛虐的廢佛政策：誅戮長安的沙門，焚燬天下一切經像。一時之間，舉國上下，風聲鶴唳。

又北周武帝天和二年，有一個叫衛元嵩的人給周武帝上書，認為“唐、虞無佛圖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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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建議周武帝滅佛。公元572年，周武帝誅殺權臣宇文護，把大權收歸己有後，於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侶、百官再次討論佛、道、儒三教的問題。這一次，“帝升高坐，辨釋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把佛教抑為最末，事實上已是滅佛的前奏。

當時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還一個勁地爭辯不休，說明佛教當在道教之上，心裡很不服氣。而另一些明眼人卻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怪。”

他們認為周武帝這樣做並不能達到預期目的，因為“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

武帝不怕死後下地獄的威脅，於建德三年五月十五日，正式下詔“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

一時間，北周境內“融佛焚經，驅僧破塔，寶剎伽蘭皆為俗宅，沙門釋種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北周滅北齊後，針對繼續發展的佛教實體，立即推行滅佛政策，毀寺四萬，強迫三百萬僧、尼還俗，相當於當時總人口數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為國家編戶，這對急需兵源和財力的封建朝廷來講，其意義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滅佛，時間較長，涉及面廣，觸動深，成績可觀，這一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當時有人稱讚說：“帝獨運遠略罷之，強國富民之上策”。

滅佛事實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的作用。正因為北周成功的滅佛運動，才使它國力大大增強，為北周滅齊乃至北周統一北方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滅佛有統治者政治上的需要，也有佛教發展過剩，佛教徒驕奢淫慾的必然結果，杜睿說出這番話來，就是為了給玄奘法師提個醒，畢竟在原本的歷史上，還有過唐武宗滅佛的故事。

一個宗教派系如果發展到危及統治者地位的時候，他們也就自然沒有存在的意義了，被誅滅，進而銷往，也稱得上是佛家的因果報應。

杜睿之所以興起與玄奘商討，改良佛教，主要就是因為，雖然不喜歡佛教對人民思想的禁錮，但卻畢竟是一種文化財富，杜睿不忍心看其發展成為畸形的模樣，還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佛教如果利用好了，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