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主；波士頓、洛杉磯等東北部城市集中了外向型的人。

大廈情結

金字塔、秦始皇陵、凡爾賽宮、泰姬陵、克里姆林宮：有錢有勢的人總是試圖藉助建築來讓自己永垂不朽、震撼世人、撫慰自己、發表政治宗教宣言。建築不僅是藝術，它還是一種交流形式，甚至是一種宣傳工具。寺廟、教堂和皇宮都是在展示威嚴。但是需要強調的是，建築的這種功能不只存在於封建社會，被啟蒙過的現代社會仍然有。建築對建築師來說就是目的，但它總是建築師的僱主實現某種目的的手段。雖然“有時好像世界上只有30位建築師，一個永遠在倒時差的馬戲團，穿插跑動，接到同一個競標邀請。這些人都有超凡的能力，委託了任意一位你都可以很自信，沒人會笑話你”。

德揚？蘇德吉是英國《觀察家報》的建築評論作者，他在厚厚的《大廈情結》一書中探討這一明顯而又隱秘的現象，讓人們深入思考建築、政治和財富之間的關係，建築如何體現民族的渴望、經濟實力以及對成就和雄心的自我陶醉。他檢視了20世紀曆史上專制者、各色大亨和民選總統的建築夢想，解構了尼克松、卡特、里根、老布什的總統圖書館的象徵意義，重新思考了布萊爾關注下的倫敦千禧穹頂和紐約世貿遺址“歸零地”之爭。

另外，蘇德吉還評論了一些著名的建築師。他回顧了很多著名設計師受僱於一些不名譽的僱主的歷史。艾伯特？斯佩爾和密斯？凡？德？羅都曾準備為希特勒效勞，唯一不同的只是斯佩爾為實現他的主子的建築野心而全身心地投入，密斯出於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在建築上沒有做出讓步。

對這些史實作評論時，蘇德吉得出結論說；“跟自由民主的領導者相比，獨裁者、自我中心主義者和偏執狂給建築師提供了更多的做出重要作品的機會”。這個結論完全沒有說服力：民主國家也上大專案，丹麥建築師烏特松的悉尼歌劇院，弗蘭克？蓋裡的古根海姆博物館。

在該書最有趣的章節，蘇德吉回顧了一些獨裁者的建築規劃。希特勒本人曾經的志向就是成為一名建築師，他跟斯佩爾一道充分地將建築用作宣傳工具，美化他的統治、威嚇震懾他的統治物件。他的總理府異常宏大，大廳高30英尺，門廊高17英尺。計劃在柏林建一幢高305米，可以容納18萬人的大廈。1939年3月14日，捷克元首哈查被引入希特勒4000平方英尺的辦公室，哈查心臟病發作，身體虛弱的他簽訂了將捷克交予德國的協議。

新德國的領導人想好了要清除東德的痕跡，將清除希特勒的柏林放在了第二位。專制統治的建築遺產成了德國和義大利政府的難題。蘇德吉寫道：“直到今天義大利仍有很多日益殘敗的建築，不少建築水準都很高，是法西斯蓋起來當黨部用的。戰後的政府予以充公，但是沒人知道該如何加以處置。全部推翻有點浪費，且有洗刷歷史之嫌，重建又像是要回復他們的建設者的統治。”

Slate的建築評論作者Witold在評論該書時說，蘇德吉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對有錢有權的人來說，宏偉的建築往往是失敗的標誌。個人和組織往往在衰微的時候開始搞建築。1968年，英國曆史學家諾斯科特？帕金森在他的暢銷書《帕金森定律》中記錄了很多他對商業管理的錯誤做法的觀察，他還提到了建築，他說建築是公司健康與否的氣壓計。“在令人興奮的發現層出不窮、不斷進步的時期，沒有時間去規劃完美的總部。這一時機來得比較晚，要在所有重要的工作都完成之後。我們知道，完美是終結，終結就是死亡。”帕金森提供了幾個歷史事例。聖彼得教堂是在教皇陷入世俗事務、失去了很多道德權威之後興建的；路易十四是在取得軍事勝利之後幾十年、權力開始衰落的時候開始修建凡爾賽宮的；印度總督搬入新德里的新皇宮之後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