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黑暗的舊社會，還是新社會，都是如此，利益，只有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言論上的重農抑商，未必會導致實際的效果。而在華夏傳統思想中還有一條“不與民爭利”，令一些人感到頭疼的地方也正在於此，按照一些人通常的觀點，比如在漢代反對鹽鐵官營的儒士，他們明顯是鼓吹讓私人的商業生產活動有多的自由發展的空間，那麼應該算作重商一派，但偏偏這些儒士又口口聲聲的農本商末，口口聲聲的縮小商業的作用。

然而實施情況卻是他們一邊在極力的反對國與民爭利，另一方面卻也在經商，將大把的財富裝入自己的口袋，卻不願意為國家繳納賦稅。

而竭力鼓吹商業重要性，認為商業活動本身就創造財富的漢代名臣桑弘羊，卻又偏偏竭力要推行商業國有化的政策，竭力要加強對私人商業活動的管理和控制。

這種理論和政策的矛盾，似乎無法調和。這導致許多後世研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學者，本身也似乎出現了精神分裂。他們在抨擊中國重農輕商的傳統的時候，不得不把反對桑弘羊的那些儒士的農本商末的言論拿過來做靶子，破口大罵，猛烈批判，以此作為中國落後停滯之根深蒂固的心理傳統文化淵源的根據，然而一旦涉及到實際的政策層面，他們卻又不得不站到他們剛才還在批判大罵，視為保守和落後的儒士賢良文學的一邊，對桑弘羊執行的政策口誅筆伐竭力聲討起來。

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的評價問題，在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發展的歷史上，重農主義獲得的評價較高，而對重商主義的好評卻並不多。

就拿西方資本主義古典經濟學的祖宗英國的亞當。斯密而論，他的思想明顯受到重農主義的影響更大，甚至他的經濟學說的哲學基礎“自然秩序”論，都和重農學派一脈相傳。在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第四篇“論證經濟學體系”，分析評價各種經濟學說和政策主張的時候，“斯密對重商主義的指責是嚴厲而有力的，因為它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起著阻礙作用；斯密信仰自然秩序和主張自由放任方面與重農主義有相同之處”，因此書中對重農主義的批評較為婉轉。

再回過頭來看漢代時期鹽鐵論中反映的重農與重商思想，可以發現和西方孕育出來的資本主義崛起時期的重農重商思想卻是存在驚人的相似。

比如作為重商代表人物的桑弘羊，他的思想基礎和西方的重商主義一樣，都是高度重視商業的作用，把商業提到了一個很高的位置。甚至把經商致富和富國當作一回事情：“商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和西方的重商主義一樣，桑弘羊也是高度重視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和干預。從榷、均輸、平準到改革幣值，告緡等無一不體現其對經濟控制干預的思想。

再看桑弘羊的反對派，文學賢良們的重農思想，可以發現在基本的思想要點，同西方的重農主義又幾乎是如出一轍。首先都是特別重視農業的作用，土地的作用，認為農業是國家的根本，是財富的源泉，而商業從屬於農業，並不能真正創造財富，充其量只能轉移財富而已。其次又都主張國家不應該對經濟進行干預，國家不應該與民爭利，工業生產和商業活動都應該讓私人來進行，國家的干預只會破壞平衡，降低經濟的效率。

這些觀點的相似，並非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內在的必然性，是兩個社會發展到相同的階段是必然會產生相似的思想爭鳴的表現。思想的相似正說明社會的相似。透過對照西方的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不難發現，原來所認為重商重農思想那些分裂和矛盾的地方，比如重商派反而推行對商業進行管理控制的政策，而重農派反而主張國家放棄對工商業的干預，主張放任自由的發展，原來都是理所當然的，本來就應該是這樣，正因為重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