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奇一人。在小說的開頭，他在拜倫眼裡彷彿是“一尊東方的偶像”，拜倫像虔誠的弟子總是向他請教，並以他為榜樣，也過著與世隔絕、獨善其身的生活。但是，八月之光滌盪了他們的心靈。拜倫遇到莉娜以後產生了愛情，幾乎變成了另一個人；真摯的愛情滋潤了他長期乾枯的心田，憐憫之心使他同情他人，幫助他人。海託華為莉娜接生之後感受到了生命的活力與喜悅，打破了傳統的道德觀念，開始理解拜倫對莉娜的愛。在拜倫的影響下，海託華甚至同意挽救克里斯默斯，表明他重新回到了現實世界。在小說倒數第二章，我們看到這位在往昔沉溺了一生的可悲人物，終於從沉睡夢幻之中覺醒而且認識到：他辜負了教區的會眾，“是我自己做得不對……說不定是道德上的罪惡”；他應對妻子之死負責，他是“使她絕望和死亡的工具”，他白白地虛擲了一生，“我知道整整五十年來我甚至還沒有變成人”。

值得注意的是，三個主要人物及與他們關係密切的另外三個人物——盧卡斯·伯奇、喬安娜·伯頓和拜倫·邦奇，對於傑弗生鎮來說，都是外來者。雖然他們在傑弗生鎮的經歷有長有短，遭遇有好有壞，但都與傑弗生鎮這個社會有關。

傑弗生鎮是《八月之光》的社會背景，克里斯默斯的謀殺轟動了全鎮，“發現大火之後五分鐘，人們便開始聚集。……不出半個鐘頭便彙集了一群又一群的人，有的獨個兒來，有的一家子出動。還有的從城裡開著汽車，一路哇哩哇喇地飛駛趕來”（第十三章）。在其他幾個場合：克里斯默斯被捕後的監獄外面，大陪審團開會時戶外走廊裡，追擊克里斯默斯時的廣場上，總是擠滿了“人們”、“鎮上居民”、“鄉下人”。這些人不單看熱鬧，而且三五成群地議論。在公眾場合是這樣，在家裡也一樣，“在星期一的晚餐桌上，城裡人議論紛紛”（第十九章）。對克里斯默斯事件如此，對早年的海託華事件也沒什麼兩樣。而且，整個小說相當大一部分情節都是從第三者的眼光或民眾反應的角度傳達出來的。因此，小說從頭到尾給人一個深刻的印象：傑弗生鎮是一個公眾積極參與、社會輿論強大、相當封閉落後的美國南方社會。很明顯，這個社會的精神支柱是傳統的道德觀念和宗教教義的清規戒律。它要求生活於其中的每個人都按它的規範行事，任何偏離其準則的言論舉止都會遭到公眾的議論或譴責。這樣的社會必然保守封閉、對外排斥，成為產生社會偏見和種族歧視的溫床。有時人們會不顧事實，想當然地對事物做出結論：在伯頓被殺的現場，“他們個個都相信這是樁黑人乾的匿名兇殺案，兇手不是某個黑人，而是所有的黑種人；而且他們知道，深信不疑，還希望她被強姦過，至少兩次——割斷喉嚨之前一次，之後又一次”（第十三章）。任何超越他們準則的舉動，出乎他們意料的事實，都會被認為“豈有此理”。克里斯默斯自動地出現在摩茲鎮而被捕，“他這樣做可激怒了鄉親們。一個殺人犯，竟然穿得週週正正，大搖大擺地在街上逛，活像沒人敢碰他似的……他像是壓根兒不知道自己是個殺人犯，更不明白自己是個黑鬼”（第十五章）。這樣一個社會，個人如果不贊同它，就會受到它的壓力，變成雙重性格的人；公眾輿論可能會被引導利用，興起迫害風浪，以致成為滋生三K黨、珀西·格雷姆一類的法西斯分子的土壤。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傑弗生鎮是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南方社會。19世紀中葉的南北戰爭和其後的重建時期造成了難以癒合的精神創傷，留下的濃重陰影遲至20世紀20年代仍然籠罩著傑弗生鎮。種族問題，對北方佬的歧視，黑人的權利與地位，仍然困擾著後代。“為了黑人的選舉權問題”，伯頓小姐的祖父和哥哥——廢奴主義者、北方佬，被“從前的奴隸主、在南北戰爭中當過兵的”沙多里斯上校在傑弗生鎮上殺害。埋葬他們的墳墓還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