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抗日之前，先統一內部，清剿共軍。以當時中國的國力無法與日本匹敵，必須儘量爭取時間，以儲備力量。當時蔣公深知雙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因此蔣公的策略是，儘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築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當時中國知識界對此保持清醒頭腦的是胡適先生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適先生髮表‘華北儲存的重要’一文，主張‘停戰謀和’，指出以中國之國情‘不足以對日言戰’；‘戰則必大敗，而和則未必大亂’。胡適先生後來還提出，‘日本倘能自華撤兵停戰，中國不惜承認滿洲國。’胡適先生為此專門解釋說：‘當年比利時曾被德國佔領，法國割兩省給普魯士，都是由於實力懸殊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後來有實力又收回。’也是這個道理。”…；

“那您為什麼要發動兵諫呢？”

“熱河失守後，全國輿論沸騰。我被人罵為‘不抵抗將軍’，連我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我本想透過抗日洗刷‘不抵抗將軍’的汙名，但不僅無法實現，而且率軍和紅軍交手兩次後，兩次皆大敗。你知道，我是在父親被暗殺後匆促繼承父業，成為東北軍最高長官。我從小不愛讀書，喜歡的是大煙、女人，我的知識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遊行空喊抗日的學生，更談不上對中國當時的國情認知到蔣公和胡適先生那種水平；而且我對蔣公的戰略部署根本不知情，是以鑄成大錯。”

“您這麼說太謙虛了吧？我記得您19歲就被任命為旅長；當年底就被晉升為陸軍少將。發動西安事變那一年，您才36歲，就已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是除了蔣公之外，全中國最高軍事領袖啊。”

“不行不行，我是沒有那個本事的。我還有另一個要命的東西，是我的東北人性格，東北人有優點，但毛病也很多，魯莽，好衝動，捅婁子，我正是這種性格，而且人家讓我捅一個婁子，我一定捅倆。我這樣的知識水平，又有軍權，又加上魯莽性格，能幹出什麼好事來？唉。”

“您覺得，誰應該對西安事變負責？要知道，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歷史中最具戲劇性的事件，因為中國兩千年曆史，從沒有過這種方式的兵諫。兵諫等同於軍事政變，而政變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領袖成為傀儡，因為無論從常識或邏輯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變政見，一旦重獲權力，絕不可能接受這種方式。”

“不瞞你說，我一個不按邏輯，不遵常識，不想後果做事的人。我告訴你一件事，其實在捕捉蔣公前的師軍長會議上，我宣佈要動手，眾人無語，只有王以哲軍長問‘捉了之後怎麼辦？’我當時回答，‘先捉了再說。’我是公子哥性格，沒常性，做事衝動，毫無計劃，與我這種人共事，做我長官頭痛，做我部下倒黴，結果就是害朋友，毀部屬。唉！”

“說您做事全無計劃，恐怕也不盡客觀，大陸發表的史料已證實，在西安事變之前，您曾秘密和共布黨人見面會談，提出‘你們在外面逼，我在裡面攻，內外夾攻，把蔣扭過來’的方案。朱永德研究西安事變的文章也說，您曾認真的要求加入共布黨，如今共有國際否決您入黨要求之檔案也已刊出，足見您與共布黨之間所有之關係已非尋常。”

“我當時失去了地盤，沒有依託，迫切想要得到蘇聯之軍事援助，是以有如此之舉。現在思量起來，仍然好生後悔。”張學良嘆息道，“我幾十年失去自由是應該的。如果我是蔣公，我會槍斃了他，因為這是背叛啊！但蔣公讓我活下來，這是蔣公的寬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蔣公殺了楊虎城，因為應該殺的是我。先父曾耳提面命，訓誡‘做軍人要置生死於度外，要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對此，學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視同平常。軍人叛變是死罪，但我卻活了下來。四十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