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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耳朵漸漸地習慣了各種日本口音，可以‘判讀’（我們的術語）由於天電干擾和難以捉摸的密語而造成很大失真的敵方通話。例如，我們很快就推算出‘山頂’意為高度，‘風箏’意為敵機等等。我們甚至還可分辨出一些日軍飛行中隊指揮官的嗓音。後來我們還聽說，大海彼岸的日本情報機構當時也在一絲不苟地監聽著我國空軍的通訊聯絡。”

“空軍部很快意識到，監聽敵方無線電通話是對其它戰術或戰略情報極為有價值的補充，在敵方發動侵略時尤為如此。最初的實驗是成功的。早在戰前。設在沿海中部地區有監聽站和海外其它數個‘風’部隊偵聽單位就開始監聽日本海陸軍多數經加密的無線電報（莫爾斯式）聯絡。從此來源獲得的訊息對整編日軍戰鬥序列、實力。兵力部署，有時還包括對方意圖等情況具有很大的價值。沒多久，日軍在亞洲戰場的無線電聯絡很少能逃過‘風’部隊的截收了。”

“我們設在崖頂的工作車很快就變得不夠用了，那裡僅能容納兩部接收機，而我們又需要增加更多的偵聽頻道。此外，我們還需要安裝更有效的電話系統，以將所獲情況直接轉送使用者，不必經過空軍部而受耽擱。同時，我想由於敵人在我國沿海登陸的可能性確實存在，我們這批年輕的婦女在易遭襲擊的沿海突出部的山頭上獨立工作。多少使空軍參謀部感到擔心。當地有一個設在更遠處懸崖上的雷達站，但與我們相隔很遠。我們單位位於沼澤地之上，那裡是一片平坦的海灘。夜晚，霧靄籠罩了沼澤地和寬大的海堤。崖邊捲起團團白雲。這時人們很容易就感到這個地區是敵人絕妙的登陸場。夜幕降臨之後，萬籟俱寂，薄霧環繞在工作車四周，掩蓋了所有人煙生跡。此時此刻值班，真有點令人毛骨悚然。”

“空軍部決定將我們遷至以北的丘陵地帶，那裡設有一個前進航空站。我們搬進航空站邊上的一幢小房子裡，大家都把它稱為‘小紅樓’，這裡是最初截獲敵方無線電話通訊的地方。我們單位又增加了六名懂外文的空軍婦女輔助隊員和數名空軍無線電報務員及技師。我們於七月初到達此地。”…；

“這會兒，日本人的通訊聯絡已開始形成固定的形式，我們每天都可獲得有關他們航空兵力的新情況。我們收聽到戰鬥機與戰術轟炸機襲擊機場和我國東南沿海護航運輸隊時空中傳遞的指示以及飛行中隊本場下達的著陸命令。日本偵察機每天對海峽中的航道至少搜尋兩次。遇有任何動向，都將報回，故敵人有關護航隊的任何通話都極為重要。每當我們得知我國艦艇被敵機發現後，便立即向上海的海軍指揮部和有關防區的戰鬥機大隊發出預報。他們接預報後馬上派出戰鬥機護航。”

“有時我們聽到日本飛行員向他們的地面指揮部報告我國飛行員‘喝醉了’（我國空軍對飛機在海上迫降的稱呼），便立刻報告，我們的海上空中救援部隊將盡力把落水的飛行員救出。戰爭初期，日本的海上空中救援部工作比我們強，他們行動極為迅速，並經常使用‘川西’式水上飛機搶救落在海中的機組。當時，我們的偵聽部隊沒有測向裝備。除非敵人用明語通話或使用密語座標，否則我們就無法判定出事地點。”

“空軍情報部逐步整編出一套完整的日本空軍戰鬥序列，包括他們的實力、裝備和位置，偵聽部隊從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