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資本主義不能發達，此實為重要因素，因商業資本，常轉變為田產，而脫離商業16世紀無錫鉅商鄒望身故之後，二子鬩牆招恤，親朋分黨，斷送衙門，“想貽未讀書之故”；另一商人華麟祥，則“捆載而歸，訓二子讀書”，亦為商人改業之例證。詳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北京，1956），頁25。。

官僚地主以其剩餘資金放債，實仕農商不分。明代習俗，仍尊重其官僚地位。《滕大尹鬼斷傢俬》（《明》）一篇中，稱有倪太守者，退休之後，“凡收租放債之事，件件關心”。但此人衣飾，仍是“紗帽皂靴，紅袍金帶”，保持其官僚身份。其實明朝朝貴，利用官員聲望，漁獵商利者，所在多有。16世紀末葉，宣大山西總督王崇古之弟，及翰林學士張四維之父，在私人生活為姻兄弟，均為大鹽商，專利河東《明史》，卷219及222；又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京都，1972），頁278~279。寺田並提及兩家並與大學士馬自強家聯姻，而馬弟自修，亦為商人。，為藉仕宦權勢自肥之顯例，《三言》尚未提及此類顯官鉅商。又倪太守之流，其活動範圍為高利貸，亦非純粹商人資本。因高利貸有如典當業，通常盤剝窮蹙之借貸者，借款用於窘迫間之消耗，利潤又多為放款者輾轉購置田產，對促進商業，絕鮮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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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商及其生活（1）

客商為經常旅行之商人，以別於坐商。此種商人為明代商業之中堅分子，雖其資本可大可小，而其小者與走販無甚差別。前述之李秀卿、黃老實、楊八老、蔣興哥、慎郎、桂富五均為客商。

一般客商，均有其經商路線，又多祖孫相傳，因各地方言、風俗、物產情形不同，客商又多與當地牙商熟識。

客商之不可或缺者，因明代商業，無通郵便利，又無大規模貸借之習慣，往各地採購物產之商人，須親攜現款，下榻於牙商之客舍中，臨時由牙商向出產者徵購其商貨。《徐老僕義憤成家》稱：“元來採漆之處，原有個牙行，阿寄就行家住下。那販漆的客人，卻也甚多，都是挨次兒打發。阿寄想道：若慢慢的挨去，可不擔閣了日子，又費去盤纏。”阿寄只有本銀十二兩，他向牙商央求後，那牙商“一口應承當晚就往各村戶，湊足其數。”亦可見當地無批發商囤備生漆應市，牙商亦須隨時隨地零星向產漆之戶收買，顯然其通常習慣為一手出銀一手收貨。

此種情形與其他檔案記載相合，如陳繼儒之《布稅議》稱明末蘇州松江棉布發賣情形有如：“凡數千裡外，裝重貲而來販布者，曰標商，領各商之貲收布者曰莊戶。鄉人轉售於莊，莊轉售於標”《山西商人の研究》，頁192。。其重點為“裝重貲”及“領各商之貲收布”，仍系銀貨當時交訖。

即使綢匹，在16世紀使盛澤鎮享盛名，其交易情形，仍不離上述之規範。《施潤澤灘闕遇友》雖極端渲染，稱雲：“遠近村坊織成綢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集，挨擠不開。”其唯一不同之處，為生產者，即俗稱“機戶”自投牙行，而牙商毋須下鄉收購。因為“這鎮上都是溫飽之家，織下綢匹，必積至十來匹，最少也有五六匹方才上市。……施復是個小戶兒，本錢少，織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脫。”下文則稱：“施復到個相熟行家來賣，見門首擁著許多賣綢的，屋裡坐下三四個客商，主人家踮［站］在櫃身裡展看綢匹，估喝價錢。”在此情形下，生產者和遠來客商狹道相逢，銀兩當可在行家櫃檯上立即換手，五六匹或十來匹綢亦非大規模生產，其癥結在信用制度未展開，機戶之外，無人投資於製造，生產零星，所謂行家或牙行，亦無資本墊借，因此客商必須單零每匹綢估價，無法以批發方式交易，無法預定貨品，尤無法避免親身旅行自攜現款。

客商旅行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