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醫藥學家多用“陰陽”來闡釋藥理。金代醫家李杲在《東垣十書。湯液本草》的“藥類法象”一章中說道：“溫涼寒熱，四氣是也。溫熱者，天之陽也；涼寒者，天之陰也。此乃天之陰陽也……辛甘淡酸苦鹹，五味是也。辛甘淡，者，地之陽也；酸苦鹹，地之陰也。此乃地之陰陽也。味之薄者，為陰中之陽，味薄則通，酸苦鹹平是也；味之厚者，為陰中之陰，味厚則洩，酸苦鹹寒是也。氣之厚者，為陽中之陽，氣厚則發熱，辛甘溫熱是也；氣之薄者，為陽中之陰，氣薄則發洩，辛甘淡平涼寒是也……氣味辛甘發散為陽，酸甘湧洩為陰。”透過陰陽，既闡釋了藥之特性，又闡明瞭藥之功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規律性。（二）治則有“反治”。在其二中提到了“正治”，還有“反治”。反治與正治相反，是當疾病出現假象，或大寒證、大熱證時，對正治法發生格拒而採用的治法。其中有“熱因寒用”，是以熱藥來治療真寒假熱證，要佐以少量寒藥，或熱藥涼服才發揮作用；有“寒因熱用”，是指用寒涼藥治真熱假寒證，要佐以少量溫熱藥，或寒藥熱飲才發揮作用。這既體現了中醫的辨證，又體現了用藥的辯證法，具有很深的哲學內涵，這是中醫藥文化的獨特之處。（三）補益有哲理。在其三中，講到兩方面的藥補，金代醫家張以正論補，頗具哲理，別樹一幟。1、他在《汗下吐三法該盡治病詮》一文中，從扶正祛邪的角度，按照中醫五行理論，認為祛邪就是扶正，獨出心裁，提出了與《素問》不同的“五補”：“辛補肝，鹹補心，甘補腎，酸補脾，苦補肺”的觀點。以“辛”為例，辛味原本入肺，屬金；肝屬木，金能克木，所以用“辛補肝”（以下均仿此）。張以正治病強調以祛邪為主，認為邪去正自安，偏重攻法，他所謂“補”，實際上已含有“攻治”的意味，後世稱他為“攻下派”。2、他在《補論》中，更是高論迭出：“予請為言補之法，大抵有餘者損之，不足的補之，是則補之義也。陽有餘而陰不足，則當損陽而補陰；陰有餘而陽不足，則當損陰而補陽”。那麼，具體如何補呢？他是這樣闡述的：是熱證，就用芒硝大黃一類的寒藥，為了“損陽而補陰”；是寒證，就用乾薑附子一類的熱藥，為了“損陰而補陽”。他的結論語出驚人：“豈可以熱藥而云補乎哉？而寒藥亦有補之義也。”僅此二例便可以看出，這正是張從正所以能自成一家的超人之處。其中的哲理和文化底蘊，需要細細品味，方解藥文化之三昧。（四）用藥講“中和”。“中和”是儒家的哲學，認為能“致中和”，則無事不達於和諧的境界。《說文》雲：“……事之調適者謂之和。”中和，用於藥理之中，含義有三層：一是調和，以不同的因素適度配合，使之比例恰當，如廚師之烹調羹湯，含有方法的意思；二是和諧、均衡、統一的狀態。“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是說君子用自己的正確意見來糾正別人的錯誤意見，使一切做到恰到好處，絕不能肯盲目附和。可見，君子是很懂得“和”的道理的，的古代醫藥家們就是這樣的君子楊伯峻在《論語註釋》中形象地解釋“和”：“和，如五味之調合，八音之和諧，一定要有水、火、醬、醋各種不同的材料才能調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長短、疾徐各種不同的聲調才能使樂曲和諧。”君臣佐使之中，還有一個最佳組合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麻黃湯中的幾味藥能達到最佳的辛溫解表之效，而麻黃與細辛、羌活等辛溫解表藥物相配，卻達不到這種效果的原因。君臣之間，不但有相互協調（配合）的關係，還有相互制約的關係，晏子說：“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何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意思是：君臣也是這樣，不能君說可，臣也說可；君說否，臣也說否，這樣“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應當君說可，臣獻其否成全可，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