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沒問題，那這電錢誰出？你們家不有電嗎？用我們家電那免談。您能用多少電？”這就叫“賤”！一方面是出身低微，另一方面是有宮廷的榮耀，梅巧玲也是時不時進宮的，但他在民間，有時是半裸著唱戲，我們稱之為粉戲。這些事情，都在梅蘭芳幼年成長過程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記。那梨園行裡的老人跟我說，誰三十了還坐人膝蓋頭呢。坐膝蓋頭是什麼意思？就是這男旦款款地扭著這腰身就坐到這豪客膝蓋上了，有沒有人請梅先生坐，有，但梅先生是不坐的，梅先生一輩子沒坐過膝蓋頭！開始學戲第一天，老師就說，“祖師爺沒賞你飯吃。”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內心非常惶恐、脆弱，狀同年輕女子的男旦。

這些經歷勢必對他年幼的心靈產生一些打擊。可我覺得，這是拜時代之賜。民國的出現，對社會來說是一次大的解放運動。因為最基本的禁令——女性不能去戲園，被打破了。梅是在這麼一個氣氛中間，突然亮麗地跳脫而出。我每次去日本，那些發行公司的老闆老跟我說，我們這兒的市場是一個“female　driven　market”（女性推動的市場），是被女性推動的市場。同理，不管這些女性來自什麼樣的家庭，青年女學生也好，在家的小使女也好，或者是藏於深閨的千金小姐也好，甚至是姨太太，一旦在燈火通明的劇場中間看到宛如天仙的梅蘭芳，你可以想象她們的心境是什麼樣的。所以我覺得，唐德剛教授的記載不為虛言，“雨點也似的各種財物就扔上臺去……老爺被別人割走了一副皮袍子都不知道……外國公使們坐在那兒，雖然不懂，但也回頭說一句‘王豆腐’　（wonderful）。”

梅一生遇到好多不堪的事兒，為了搶他，兩個班主打起來，自己的親戚還有人受了傷。梅黨赴美之前，頭一個站出來大罵的是魯迅，梅先生沒回嘴。我在梅身上看到最大的力量就是一個“忍”字，他的真實都建立在自保的基礎上。因為地位沒保障，梨園行首先要自保。他也可以一擲千金，堂會賺錢最多的就是梅先生，因為有兩個豪客在底，一個叫張宗昌，這是山東軍閥，一個叫張作霖，是東北軍閥，兩人碼價，最高碼到一次堂會六千塊大洋，那能買十二個四合院。梅家整日是席開八桌，流水席，各方賓客絡繹不絕，川流不息，梅先生沒有一句話說“他們憑什麼吃我的”，沒有，他是開啟大門，接濟、賙濟他的朋友們，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譬如說，有一次，齊白石先生非常落寞地坐在一家堂會里，誰也不認識他，但梅蘭芳過去敬茶，引得白石翁事後還寫詩讚頌梅郎，說“而今淪落長安市，幸有梅郎識姓名”，滿京華之中唯有梅郎還識得老朽啊！所以，梅先生不是周到，不是有意為之，他是心到了，眼也就到了。

他是一個天真的藝人，他哪懂政治，邱如白跟他說，“畹華，上臺灣吧”，他沒說國民黨腐敗，只淡淡地說了一句說“那座兒少吧”，他就惦記著唱戲呢，你說說，他就為這個留下了，你從這裡可以看出他是個很平常的人。但是他又有不平常之處，兩位名角是比較決絕抗日的，一個是梅蘭芳，八年不唱蓄鬚明志，黑木大將攻陷香港之後把他請去了，他跟黑木怎麼說，“歲數大了，唱得也不好聽，我就不唱了。”還有一位，可以說是梅一生的競爭者、夥伴、尊為老師的程硯秋，盧溝橋種地一種種七年。還有一件不能解釋的事情，就是當時日本人曾經跟梅說過，你可以去中國後方，我們網開一面，你去重慶，你別在這待著，“我不去。”我不能夠把他說成他想起一個砥柱中流的作用，他沒那麼偉大，但是他確乎留下歷史上的謎——他沒有離開日本佔領區，但他也不唱。

這就是梅先生成功的原因，這也是我們在電影中希望表達的：他其實一直都是個凡人，他對自己是有這種要求的。所以他在名韁利鎖構成的紙枷鎖的束縛之下，一直心平氣和地面對他所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