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中西文化區別的微妙之處

中國基本上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雖然在調查過程中有極少數有點相信佛教的人承認自己束縛自己行為的原因是害怕報應）。在西方人看來，“沒有了上帝豈不是什麼事都可以做了”（陀斯妥耶夫斯基語，大意），很多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井井有條地生活在一起，沒有隨心所欲，沒有天下大亂，靠的是什麼呢？靠一種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純粹世俗的、不成文的社會行為規範。在西方人行為中由宗教信仰及負罪感來約束的部分，在中國卻更多地由社會交往的規範來約束。因此，在婚外戀中，中國人感到的壓力較多來自外部的壓力家庭關係的壓力，社會輿論的壓力、行政處分的壓力等等

而較少來自內心的負罪感。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西方人婚外戀就會少他們一邊感到有負罪感，一邊還在“犯罪”，而中國人雖然較少受到內心的折磨，卻懾於社會行為規範的壓力而不敢輕舉妄動。在中國，弗洛伊德所謂的“壓抑”採取了一種更加純粹的形式，它甚至沒有被人們的內心所內化，只是一味地“彈壓”。它激起的不是負罪感，竟是一種近於悲

愴的情緒，甚至達到小說家劉恆在《伏羲伏羲》中所描寫的“不朽傳奇”那種慘烈的程度。那個搞婚外戀的男主角不但不應當受到負罪感的折磨，而且“是一條多麼仁義多麼厚道多麼懂規矩的漢子呀”（《伊甸園裡的躁動》第

頁）。中國人所受到的社會壓抑的慘烈使人們摒棄了內心的負罪感，給他們的越軌行為（違反社會道德規範的行為）塗上了一層“英雄”的色彩。當然，在當代中國人中多數人對婚外戀行為還是持嚴厲和否定的態度的。

結論

這一研究採用了定量與定性兩種方法。研究的基本結果表明，在北京這個城市中，絕大多數人（

以上）對任何形式的婚外性活動都持相當嚴厲的不容許態度。承認自己有婚外性行為的人只佔

。我國社會規範對婚外性關係的壓抑與發

達工業國家相比要嚴厲得多。這種來自社會規範的壓力使人們剋制了婚外性活動的慾望。對那些確有此種越軌行為的人來說，規範的壓力主要不是來自內心的負罪感，而是來自對外在後果的恐懼。此外，人們對有愛的婚外性關係比對無愛的婚外性關係的容許程度要高一些。這兩種婚外性關係的當事人有一些不同的特徵，他們對這種越軌行為的看法也不相同。

對婚外性關係的態度有影響的因素主要有年齡和社會經濟地位。其中年輕的和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群對婚外性關係的容許程度較高，年長的和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群對婚外性關係持更加嚴厲的反對態度。二者的區別具有統計學的顯著性。這一分析結果揭示了一個重要的趨勢：隨著我們社會的現代化程序，人們對婚外性關係將持越來越寬容的態度。雖然由於歷史和文化的因素，這一態度也許永遠不會達到西方發達工業國家的程度，但這一變化趨勢確已存在。

我不願意在此評價中國與西方在婚外性關係現象上的差異孰優孰劣，只是靜觀其現狀及變化趨勢。弗洛伊德宣稱，人的歷史就是人被壓抑的歷史，非壓抑性的文明是不可能建立的，“快樂原則”要屈從於“現實原則”。馬爾庫塞則認為，儘管在缺乏的社會只能有壓抑的文明，但在富足的社會卻可以有非壓抑的文明，（“在現實原則背後，存在著一個基本事實，這就是缺乏”。）在富足的社會中，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之間的對抗關係也將朝著有利於快樂原則的方向發生變化。“愛慾，即愛本能將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馬爾庫塞《愛慾與文明》第頁）弗羅姆更是用褒賞的口吻提到“現代年輕人從權威主義的道德觀所強加於他們的負罪感下解放出來了”。他指出：“總的來說，他們已經拋棄了負罪感。這種負罪感在猶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