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這樣的“三防”：防火、防盜、防記者。

政府官員在接受採訪時，代表的不是個人，而是政府部門，而政府部門是公眾服務結構，有將除了機密以外資訊公之於眾的法定義務。記者採訪政府官員時，所代表的也不僅僅是媒體，而是媒體背後的公眾。正因為這樣，政府部門不應該拒絕採訪，而記者有責任和義務進行採訪。記者的採訪權不受法外權力的阻撓；對於各種事故及新聞事件，只要符合法律規定，在不洩露國家機密、個人隱私，不違反社會公共道德的前提下，記者有權公開、公正地採訪報道，行政機關不得非法干預。對記者採訪權的侵害，就是對社會公共利益的侵害。

蕭客去年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的時候聽說，人大已經將《政務資訊公開法》列入立法綱要。這部法律一旦出臺，如果行政單位沒有任何理由的情況下拒絕公開政務資訊，拒絕記者採訪，則屬於違法，需要承擔法律責任。新聞媒體可以依據該法將行政單位告上法庭，由法院強制其公開政務。

輿論監督讓老百姓拍手稱快，是弘揚正氣的必要手段。華夏正處於轉型時期，在這種形勢下，輿論監督更是不可或缺的社會力量。蕭震注意到，向腐敗率先開火的常常是媒體和勇敢的記者們，是他們給政府提供了強有力的資訊支援，給普通群眾充足的知情權。

媒體在華夏具有權力是最近幾年的事情，它隨著媒體的市場化取向而逐步形成的。傳統媒體只是官方工具，它完全依附於黨政權力。但是。當媒體被推向市場，其生存依賴於市場的時候，市場就成了媒體的衣食父母，媒體對黨政權力的依附就大為減弱。在這種情況下。媒體就具有了一定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又使其擁有了一定的干預社會的能力。

黨政權力當然不願意媒體擺脫其控制，但是，媒體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市場經濟社會也不可能沒有服務於社會的媒體。黨政權力既無力在嚴格控制媒體的同時保證其滿足社會的多種需要。又無力供養龐大的傳媒系統，於是只能讓它走向市場，給予其一定的自由度，這就是媒體有限權力的來源。

另外，在不傷及自身的情況下，黨政權力尤其是中央政權有時也會利用媒體的監督功能。在這種長期互動下，在媒體這一新興權力與傳統的黨政權力之間也形成了潛規則：只要不的及主管部門及其黨政領導。媒體對下及對外地都擁有一定的自由報道權。

反思逐漸成為新刷媒體的一種常用影式。所思多是天災**。又與正面報道反著來，於是愛之者有，煩之者也有。反思。成了一個燙手的山芋。

這反思的文章，可以做得深，也可以做得淺，這要看反思到誰的頭上，反思的步子邁多大。反思以事實為依據，是攪拌了思想分析的敘與議，往往直指深層次的原因，抓的多半是熱點問題，是代讀者將事件條理化、系統化，又寫於受眾急於知情之時，因而更具有滲透力。

媒體搞反思，試圖讓讀者看到表象之後的東西，是要往深裡說，不免與通常允許的口徑有錯位之處，在適宜上有個合不合的問題。黨政機關從全域性出發，綜合考慮推進工作的各種手段的搭配，加入“佐料”的時機和數量，這無疑是正確的。媒體只能幫忙，不能添亂的道理也在這裡。但出於私心私利的考慮，假以黨政機關的名義，藉助管得著的方便，行護短、捂蓋子之實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搏鬥式的輿論監督和反監督，這些年來火藥味越來越濃。維護穩定的幌子掩蓋了失職和腐敗的真相，兼顧了展示政績的重任，便會有新聞釋出會上的謊言，有對採訪調查的的威脅和阻撓，有對本地媒體反思事件�